【看中国2014年01月14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编译报道）中国问题专家Elizabeth C. Economy1月7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无可比拟的环境挑战”（China’s Incomparabl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一文。以下是译文：
如果仅将中国的环境现状看成是现时存在的问题而已的话，将会很容易忽视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一种观点认为，将数亿人脱离贫困，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经济需求，相应一定会带来的环境问题。许多评论家说现在的中国对于环境的破坏就像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收入的增加、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政府当务之急等因素让美国人明白了实现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美国人却始终无法忘记拉夫运河的污染，凯霍加河的燃烧，和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曝光农药的使用对于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是这些促使美国尝试寻求新的有效的方法来保护环境。
中国官方也将中国现在的形势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业时期相比。北京环保局相关负责人王斌说：“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像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也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伦敦的绰号是雾都，因为它曾经在工业迅速发展时期遭到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这些城市现在的环境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北京的环境问题并没有那么严峻，我们已经以最快的行动来应对这个问题了。”
然而，经过我二十多年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与报道，我意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与美国的环境相比较，这种比较虽不是完全错误，但却是误导。现在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挑战规模和范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人口对于环境与资源的压力都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从1962年到1982年，美国人口大约从1.92亿增长到2.32亿；到1982年，中国的人口已经首次突破十亿，现在已经超过了13亿。
与美国情况的不同还体现在，中国的环境退化与人口的增长并不完全是由这十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造成的；而是他们无数次的对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情况下造成的，这毁坏了中国超过两千年的休养生息。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早期的邓小平倡导经济改革之际，中国就已经面临了环境灾难。曲格平是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领导，他曾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环境管理》一书中，描述六十年代的环境：“很多地方都被阴霾、污水或垃圾污染了，矿产也被无休止的开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还严重破坏了地质和地貌。生物资源，特别是森林受到严重破坏，造成生态失衡。这些都是我国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环境保护机构也是完全不同的。和美国一样，中国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开始建立了许多环保机构和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中国的透明度、官员问责制和法规都不够完善，这些却恰是美国环境保护中流砥柱的相关措施，在中国这却成了逃避的主要问题，而其到今天还在逃避。尽管中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北京仍然限制其透明度，例如：拒绝透露2006年的土壤调查结果，并称这是“国家机密”；它控制司法机构，从而限制环境诉讼的数量；中国几乎很少提供一些公众可以参与讨论与决策制定的制度化手段。
然而，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正在步美国的后尘。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公民意识下的一个产物是建立非政府组织，如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驱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环保法律和法规。今天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组织，许多与美国同行一起迫使当地官员透露准确的污染统计数据，同时与中国的记者合作，调查贪污，并推出公共活动来反对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中国的民众也都积极的参与环境的维护。每年中国动荡的最大来源就是超过18万次的环境示威游行者。
中国的新领导人正在努力的扭转环境局面，但解决之道仍离不开陈旧的套路：一切自上而下制定数量目标，从钢铁厂的数量到路上汽车的数量；盲目相信科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以及让地方官员为提高环境质量负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陷于问题之中去思考问题，中国人却在跳出这种固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北京可以要求从上而下改变，中国人却在寻求从下而上的解决之道。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正好是美国政治传统的最好应用。
Elizabeth C Economy是亚洲研究外交关系委员会C.V.斯塔尔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她是研究中国国内问题、外交和中美关系的专家。是获奖作品《变黑的河流：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一书的作者。她在Asia Unbound上开有博客，所以这篇文章最初出现在她的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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