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10日讯】私有财产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公有制就构成对人权的最大威胁。《共产党宣言》把私有制当成万恶之源，并将其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一句话。然而，曾经风靡全球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实验，早就以人道主义灾难的惨败历史证实：财产公有恰恰是权力私有的制度温床，财产私有才是权力公有的经济基础；因而，历史反复证实私有制是保障人权的制度根基，公有制则是权力堕落的罪恶根源。
令人费解的是，早已声名狼藉的公有制，在中国仍被“装睡叫不醒”地坚持着。为什么？谜底其实并不费解：既然“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洛克语），那么，坚持财产公有，无非是为了坚持权力私有。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无情铁律：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犯的都是非财产侵吞类罪，而国企企业家犯罪频率最高的三项罪名与历年一致，都是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之类侵吞财产罪。其实谁都知道，比这类非法侵吞数额更大的，是“内部人操控”的合法侵吞。譬如2012年，副部级央企国企高管年薪等收入总和最高可达4680多万元，超过3千万元的有1877人。而你知道，经常与做假账、与高额亏损并行不悖的这类自我厘定的高额薪酬，还不包括国企经理们数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开支报销、明补暗补等灰色收入。
国内更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民企还是国企，企业家都寄生在傍官傍权上。仅从2013年国内办理的超过10万人的贪腐案件与追缴的超过100亿的赃款看，仍在反复证实，财产公有与权力私有是一对孪生双胞胎。当然了，公众对于官员侵吞财富的反应，一直远远敏感于对人治集权制度对于资源的浪费。其实，权力私有对于公有财产的挥霍与糟践，远比官员贪贿严重，其数额大大超过了小儿科的贪贿。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由此可见，“决策错误比贪贿更可怕，更具危害性”（高希均语）。那些信奉只要“不装错兜，不上错床”就什么也敢干的官员，滥用公权力所浪费的纳税人财富，肯定是个比个人贪腐大得多的天文数字！
为什么30年来贪腐案底实现了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的三级跳？为什么反贪像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为什么肃贪像越打越多的打田鼠游戏？因为权力背后有财产公有的制度后盾，财产公有充当了人治集权的经济基础。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权力私有历来是以财产公有为后盾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黄宗羲语），是所有专制集权制度的本质。自古以来，凡暴力攫掠社会资源财富的制度安排，只有打出财产公有的大旗当虎皮，才能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宣称“公有”，才能置大宗资产于无主状态，让社会财富成为私人权杖的囊中之物。我国历史上“官治、官有、官享”历来取代着“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少数人压榨与盘剥大多数人的一贯制度安排。
谁都不难想象，真正的公有制是个什么模样：没有主人的瓜田李下，会是一幅什么风景，谁都能够预见——不等瓜熟，李子还青涩，就已一抢而空了——因而，暗藏了无政府主义圈套的公有制，埋下了人人争夺、个个疯抢瓜果的可怕伏笔，也就预设了唯一守夜人出场维持秩序，集分配权于一身的全部理由。你看！自由放任的私有制多么可怕，是不是？然而财富一旦公有，瓜田果园只能交予一个守夜人去看守。于是，特权独占的官员，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有财产的唯一守夜人啦？
其实，除了极其有限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的公有制——但凡称为公有财产的，大都被独裁权仗掌控着。人类之所以需要公权力，原本是要用它来捍卫私权利的。从发生学上，假设没有了私有财产，同时也就不需要公权力了。也就是说，正是私有财产之母，才生育出了公权力之子的。而一旦财产被归入大堆，变成了假装的公有财产之后，被授权看守瓜田果园的守夜人，受权力的利己、亢进、不受制约的本性驱使，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吃多占成了不二法则。这个公权利蜕变为私权力的必然过程，形同一个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过程。史实反复证实，离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的制约，权力必然奉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法则；因而，不受监控的掌勺人私吞大锅饭，早已成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条铁律。
我国为什么一直装睡叫不醒地要装“天下为公”？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卸任何个人负责、问责、担责、追责的可能，才能置全民资产于无主状态。65年来，把原本全民的私产变成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又把全民公产变成国有资产，变成了政府权力支配的资产，最终变成了集权官员在会上、电话里、审批权决策权下、笔下、公章下甚至枕头边、耳语里的权力资本——这样一部不公开、不受限、不追责的权力资本的设租寻租历史，绝不是推论，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日每时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史实，不是吗？
我国的经济制度，沿袭的仍旧是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我国的政治制度，沿袭了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传统；我国的分配制度，沿袭了劳动者供养食利者的传统。这些传统的本质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死予夺，全民的财产权、人身权乃至生命权都掌控在不受制约的集权官吏手里。洛克把人的财产权看作是生命权、自由权的依托，将生命权、自由选择权归入了广义的财产权之中，将这3项基本人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侵犯了财产权，也就等于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由此可见，私有制是人权的最后防线，而公有制就构成对人权的最大威胁。因而，原本依赖私有财产制度才能保障的“民治、民有、民享”始终与中国人无缘，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奉行着公有制的“官治、官有、官享”。“百代皆行秦政制”，专制集权制度之所以数千年通行无阻，正是扎根于这个“一大二公”与“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伪公有产权制度上。资源与财富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臣民的奴仆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表明中国人比洛克更早发现了财产公有导致权力私有的钢铁逻辑。
由此可见，正是财产公有的怪胎孕育了权力私有的孽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装睡叫不醒”地坚持财产公有制的一部历史，不也同时是权力不受制约地被滥用、被化公为私的一部历史吗？一部私权利被公权力践踏的惨痛史，如前所述，也是一部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史。“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马格尔尼语）。一部“官治、官有、官享”历史，不正是一部所谓公有财产被巧取豪夺、被挥霍浪费的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