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匪婆江青接见暴徒蒯大富（右）韩爱晶（中）。蒯斗王光美，韩斗彭德怀，三人大喜。
【看中国2013年11月26日讯】编者按：香港多年来出版了众多文革个人回忆录。为史见证，为己立碑，良莠不齐。本文扼要点评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遗老”的作品，并介绍他们的落寞心境与近况。
笔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岁近六旬。那些长我一两辈的“文革健儿”，岁暮人静，尘埃落定，心态如何？小刀轻剖，很能嗅出一些历史内涵与人性特色。
一派极权主义思维：天无二日
从深层次上，文革遗老的“遗味儿”包裹着特殊的红色伤害——他们尚浑然不知的“内伤”。王力（1921～1996）孙女评《王力反思录》：“他的反思，到死还有他那代人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还坚持“突出宣传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上书中央，要求突出宣传邓小平；十四大后再上书，建议突出宣传江泽民；论据竟是：“没有核心，党心人心就会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崇毛乃“文革健儿”一大共性。邱会作反思能力相对较强，但最后仍坚持：“毛泽东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他一生中毕竟还是短的。”邱仍感激毛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祸国巨罪。
文革人物的自传自评，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朱永嘉，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无一人真正服气。他们大多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迈心态回忆那段日子，不仅无悔无忏，而且还带着难以掩饰“无限风光”的得意。聂元梓、徐景贤的自传，此种“得意”溢透纸背。武宜三先生评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载《开放》2005年第六期）：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的错、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嘻皮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留恋往日风光，坚持文革有理
这些文革红角只承认客观上的政治失败，不承认主观上的“主义”失败。在他们内心，输事不输理。即便承认当年的错误，亦属“路线错误”，个人没有多少责任，亦毋须忏悔。对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不服气”：“这不，还是毛主席有远见，资本主义这不真的复辟了？！”
邱会作（1914～2002）不服气“公审”，回忆录说邓小平：“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邱甚至认为应该搞一点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一点不搞，也不行吧，连个权威都没有了，也不行呵。”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鹏（1914～2009）上书中央，再三为林彪鸣冤：“⋯⋯‘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
级别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儿朱永嘉（1931～），学出复旦历史系，文革时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且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重要赞助者”（参与写作）。复旦史家朱维铮：“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准，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期间，朱永嘉深得张春桥、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真正铁杆“三种人”。文革结束后，隔离审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领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释放。七十岁的朱永嘉对来访者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现在不也很红么！”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评李秀成》，还是那么崇毛迷毛，无限怀念的还是那段“峥嵘岁月”。再读他那篇成名之作，“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起义”已那么遥远、隔阂，本皮都已被完全颠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还能有什么价值？徒留赤踪吧？
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死蒯大富中风
红卫兵“五大领袖”先甜后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师大女将谭厚兰（1937～1982），其文革“功绩”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多轴，砸碑千余座，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多册。一九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狱；八二年六月免于起诉；此前查出子宫颈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终身未婚。如今，谭厚兰仍“扬名”曲阜。一九八○年代就将她的“打砸烧”铭记在“三孔”游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离审查、开除党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领刑九年，八三年出狱后蛰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个街道商店当临时出纳，后被军办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1945～），六八年底隔离审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厂；七一～七五年，再隔离审查，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领刑十五年；八七狱中通知“宽大”获释，回到原单位，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任总经理；二○○三年内退。
清华大学蒯大富（1945～），领刑十七年，出狱后与朋友合作经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不准落户。后在山东获得护照，可出国旅行。公安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位与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还有“六八年情结”，四次中风，已住进养老院，行动不便，妻子离婚。清华学友评曰：“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文革后再“起来”的这派，“一号”非余秋雨莫属。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
余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他偏偏不肯认帐，状告古远清、肖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共愤，忽忽然形成“揪余派”。最后越描越黑，弄得全国皆知余先生确有“文革小辫子”，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比较典型的文革遗老心态是，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
多数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不评论
文革弄潮儿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特点为避评当下，字里行间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轻蔑。聂元梓、徐景贤、朱永嘉、郭凤莲均如是。
倒是老粗吴法宪（1915～2004）对改革开放明确赞扬：“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邱会作晚年也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为邓小平、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大声叫好！邓小平好福气呀，他‘摸著石头过河’，头一脚就踩了个正著，向前跨了一大步。”林彪四虎将中，数邱会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强，回忆录也写得最好，但对赤潮祸华这一根本问题上，邱会作尽显时代局限，无有一点点反思。
吴法宪之子吴新潮，“九一三”前为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九一三”后，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关入地下室，久不见天日，一段时间竟失明。后发落陕西一偏僻农场喂猪、干农活。他揣著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裁，但从未付诸行动。他有一幅对联：“活着没信心，去死没决心”。这拨“红二代”从不承认自己是“黑二代”，黄永胜之子黄春光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1947～），自由亚洲电台女记者采访她“大寨人感到‘包产到户’有利还是不利？”郭答：“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记者问：“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政策的变化，您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还可以吧。”再问其他，就答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
文革渐走渐远，遗老们也一点点走进厚厚史褶，成为历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识形态脚手架仍未清除，还有相当后滞力，整个国家运行在歪斜的意识形态辙道上，不仅“自由”距离国人十分遥远，说点真话都还那么困难哩。至于各大社会显弊，成为真正“特殊国情”，怎么办？读书人只有一声潼关长叹！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