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13日讯】“这次民营银行试点是否成功，不在于批准多少家民营银行。而是若干年后，有没有能力把不合格的关闭掉，而不影响金融稳定。”
2013年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民营银行概念股继续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中关村、友阿股份、苏宁云商涨幅超过6%，亚通股份涨逾4%，大东方、凯乐科技涨逾3%，香江控股涨逾2%。
这些上市公司均在不同场合表示过申请民营银行的意向。
此时，距离政策闸门开启之日已过去了三个多月。
在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半个月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民营银行的提法再次得到明确，并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措辞一致。
至于何为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仅在7月31日阐述要义，“发起人承诺风险兜底，避免经营失败损害存款人、债权人和纳税人利益”。之后，便无更多公开表述。
但银监会已经将此作为2013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年中工作会议上，尚福林明确表示了批准设立民营银行的思路：发起人自愿提出自担风险的具体模式，在获得银监会认可后，可以开始试办。试办一段时间后，再研究经验形成规则办法，加以推广。
与监管层谨慎态度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的跃跃欲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公示显示，仅9月当月，国民银行、苏宁银行等5家民营银行的名称获得核准。而在6月到8月期间，前海银行、华商银行等4家企业的名称也获核准通过。
不过，工商总局的名称核准仅限于审核是否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名称中是否包含其他法人的名称等等，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最终审批相去甚远。
等不起的温州
“我们现在已经不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发言权。”谈起民营银行，作为温州民间资本申办银行的牵头人之一，金华温州商会会长姜永忠却已提不起半点激情，他无奈地摇摇头说。
而他的上一任牵头人，多次频繁进京递材料的温商联合投资中心总经理吕卫国已经转而负责其他项目。
事实上，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给温州发起设立银行撕开了一道口子，即“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当时，吕卫国联合了全国各地10家温州商会，筹资50亿元，向温州市金融办递交了创办温州商业控股银行的方案，并得到浙江省委书记的批示且上报到银监会。
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这一“温州悖论”一直困扰包括姜永忠和吕卫国在内的温州商人。他们希望这家由温州商人自己组建的银行，将在外的温州民间资本集结起来，借助对所服务企业的了解，降低信息不对称，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也使得民间借贷阳光化。
然而，温州金融办的建议是先从办小贷公司开始，逐渐转成村镇银行。“温州商人在全国有二百多家商会，每家商会都有几家小贷公司。让我们集合所有温州商人的力量办一家小贷公司，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姜永忠对上述建议并不认同。
但温州金融办的建议并非不切实际，许多监管者一直存有这样的想法。
即便是在2013年8月央行举办的一场有关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研讨会上，对于小贷公司转成银行这个问题依然争论不休。
在江苏省金融办的一位负责人看来，小贷公司发放贷款，已经在干着金融机构的事情。学者及监管层人士却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工商系统管理，不受银监会监管，不属于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和银行是“鸡”和“鸭”的关系。
温州金融办后来也曾建议姜永忠代表的温州商会通过收购村镇银行的方式进入银行业，但问题接踵而来。姜永忠说：“商会每隔几年就要换届，即便我现在参股村镇银行拥有董事席位，但我一旦不是会长，能不能代表商会就很难说了。毕竟没有一个实体。”
姜永忠们的报告递上去了一年多，却始终没有音信。看着曾经踌躇满志想要在民营银行开闸之际一展拳脚的企业家们，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心急如焚。
在他看来，政府应该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毫无保留报上去，这样高层才能看到我们的努力”。
事实上，在央行的内部研讨会上，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颇为感慨，他说：“温州的金融改革是在温州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在下面是给很多民营企业泼冷水的，不要以为有钱就能办。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讨论稿悄然出炉
等来的不只有坏消息。
2013年9月底，周德文从银监会打听到，民营银行细则已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工商总局和法制办参与起草，目前在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审议后还将征求意见，修订后再报国务院，预计12月就会出台。
一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也在9月悄然出炉，南方周末记者从接近银监会的消息人士处获悉，这份讨论稿多达一百余条，上报银监会之前曾征求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
上述人士称：“银监会没有到基层调研的时间，也尚无可参考的范本，因此对这份地方上报的讨论稿颇为重视。讨论稿对注销、撤资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就主发起人、退出机制等，因为制度空白，银监会还要进行二十多处的修改。”
上述讨论稿中规定，民营银行需一次性注资不低于5亿元、不高于10亿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设立后视发展情况逐步增资。
民营银行必须由一家具备实力、诚信经营的民企作为主发起人，可以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并严格依照经营范围开展运营。
另外在股东数量上，民营银行股东原则上不超过20个，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0%，其他单个企业法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单个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所有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0%。
同时，银监会会对发起人、出资人的股权投资、权益性投资做出严格的规定。上述人士称：“很可能会限制房地产企业担任股东。”
最终，将会由各监管部门、工商总局、工商联等联合审批。单靠银监会一家，很难监管民营企业之间关联交易，而涉及注销、撤资等也需要工商局批准。
民营企业的高调与低调
虽然已经有不少民营企业表示出申请民营银行的热情和意愿，但提及具体方案和申请进度，却大多三缄其口。
《证券时报》记者曾获得《广东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方案》，这家以家居、房地产、铝业为主业的民营企业，参股了包括广发银行、天津银行、湛江银行在内的9家金融机构。
方案显示，香江集团拟牵头发起设立广东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30亿元，其中80%为自担风险股份。
其中香江集团作为主发起人，拟认购20%左右的自担风险股份，其他核心发起人不超过10人，其他单个核心发起人认购股权占比拟占总股本的5%-15%，最低认购方金额1.5亿元；非核心发起人不超过20人，单个非核心发起人认购股权占比拟占总股本的1%-5%。
对于发起人股东的要求，在要求主业具有较长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的同时，广东香江银行不建议主业为房地产的企业投资该银行，基本上将房地产企业排除在外。
不难发现，香江集团的申请方案与讨论稿颇有相似之处。
更为吊诡的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曾就此方案向香江集团求证，官方回应是，“香江集团对申办民营银行虽抱有相当的期望，但目前没有任何所谓的申办方案，一切都只处于研究阶段。”
然而，南方周末记者从广东省银监局获悉，广东省金融办曾发给银监局一份关于香江集团申请民营银行的征求意见。银监局的回复是，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但是要注意风险，等待银监会细则出台，方可进一步确认有关事项。
浙江省金融办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地方政府手上只有一个申请的名单库，但决定权不在地方。”
12年轮回
2013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原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又一次坐在央行的会议室，讨论的主题依旧是如何设立民营银行。
这时候，距离上一次讨论，已经过了12年。当天在场的学者，只有他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是“旧人”，而官员们都已经换过了一茬。
2000年7月，徐滇庆、樊纲、茅于轼等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研究民营银行的设立方案，并选择了西安丰佳集团、沈阳东宇集团等5家民营企业作为试点，方案上报银监会。
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积极推动民营银行的设立。2002年，戴相龙批准温州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不仅提出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
徐滇庆回忆说：“2003年，马上准备要试点，却赶上了领导换届。”戴相龙调任天津市副市长。
当时不乏反对之声，原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王自力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尚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仍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之中，在短时期内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将不可能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优先选择，降低金融风险才是优先目标。
2005年，温州市银监局和温州市体改委否定了设立民营银行的可行性，“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就在2008年5月11日，徐滇庆被召集在银监会开了一次讨论设立民营银行的会议，而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明确支持。但转天，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使得设立民营银行的计划又一次被搁浅。
2008年以后，监管层则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银行业的必要补充，而非设立民营银行。而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方式为参股，而非发起设立。
从股权的角度看，截至2012年底，民间资本在城商行占比50%、农村商业银行占比70%、农村信用社占比超过90%。
而建立股份制银行的一个初衷是要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但大部分股份制银行照搬四大银行的管理制度和人事结构，实际上变成了国有银行的复制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徐滇庆清晰地记得，全国工商联主席、民生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经叔平曾对他说，民生银行走的是全国性大银行的路，只能做大事，没有草根性。四大国有银行的官员平调到民生银行，把四大国有银行的病毒带了过来。
真正具有草根性的是原来三万多家农村信用社和几千家城市信用社，城市信用社改制成为城市商业银行，但他们的路也走偏了。
徐滇庆说：“因为要赚钱，城商行也在追求做大生意，大投资，这也就带来商业银行竞争的趋同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冷热极度不均衡。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只占贷款总额18%。”
经过12年的摸索，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既然依靠政府解决不了，是不是可以更多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
但徐滇庆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民营银行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就好比，民营企业不能解决经济建设的所有问题，但依然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道路。
至于新生的民营银行将进入怎样的业务领域，事先不能画地为牢，只要符合规章制度，市场竞争是公平的，市场也会告诉哪里才是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
不过，纷纷涌进来想要设立民营银行的企业们也会发现，即便占有大量的股份，也难以掌握话语权，更别说控制一家银行。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看来，银行业具有外部性，银行业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监管正是为了隔绝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因为股东控制银行会给客户带来风险。监管的客观存在也就决定了股东的话语权是有边界的。
如果纠结于股东能否控制这家银行的话，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在现有的公开文件中，对民营银行的描述只有一句话，即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其中，“风险自担”四个字，成为最富争议的字眼。江苏省金融办副主任聂振平认为，如果股东有能力救，一定会把银行救回来。最后出现问题，需要有人来进行风险兜底的时候，往往是股东已经没有自救的能力。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往往是形同虚设。
另外一种解读则是，民营资本要自担风险，言外之意，非民营的就不用自担风险，等于给非民营的解套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同样不赞成民营资本兜底，他认为，让民营资本额外地拿出一部分钱来兜底，等于变相地提高了运营成本，同时也不利于长远发展。最好是采取制度性兜底，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解决非系统性风险。
而在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条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徐滇庆再一次拿出了他十年前就已成型的方案，新办的民营银行必须有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股东必须要有8%的自有资金充当一级资本。
一家资金为100亿元的民营银行，发起股东要自己先拿出8亿元资本，然后才能从社会再吸收92亿元的存款，总资产达到100亿元。当这家民营银行不良贷款达到总资产的5%时，就给予黄牌警告。达到7%时就红牌罚下，让它关门，还剩1%的资本拿来做清算。
如何准确知道一家民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徐滇庆建议，还要建立一整套的民营银行担保制度，在全国成立三到五家民营银行信息担保公司，由他们负责查账，并拿出几个亿可查出资产，放在银监会。新成立的民营银行缴纳担保费，担保公司向银监会准确报告信息，即使民营银行出现亏损，也没有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他说：“这次民营银行试点是否成功，不在于批准多少家民营银行。而是若干年后，有没有能力把不合格的金融机构关闭掉，而不影响全局和地方的金融稳定。”
在徐滇庆眼中，这更是一次制度试验。因此只批准三到五家达不到试验的目的。他说：“至少应该批100家，若干年后关掉10家，剩下90家就懂得什么是规矩了。如果没有10家不同类型的银行被关掉，很难找出金融监管的要害。”
不过，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眼下没有哪个监管机构有勇气批准100家。
尚福林于2013年9月16日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第十三次会员大会上说，“下一阶段，银行改革要抓住公司治理这个关键，重点完善有效制衡机制，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运营管理的稳健性。”
而引入民营银行的意义也在于，保持一个适度多元化的状态，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