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6日讯】中国现有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今后可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4000万-6000万。显然，未来由城镇化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所剩不多，城镇化进程至多持续到2020年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而内需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持续的时间还有多长，将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还可以维持多久；而城镇化的持续时间又主要取决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可转移的数量。因此，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多久，值得研究。
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但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值得商榷。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这一数据与实际相符吗？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两组数据看，第一组数据：2010年扣除城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后的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6亿；第二组数据推算：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计算结果为1.96亿，与第一组以产业来分类获得的数据相差约8000万。
为何两个数据相差如此巨大呢？笔者理解认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可分为全职（full time）和非全职（part time）两类，如美国劳工部在统计时就有这样的区分，但中国统计部门并没有作如此区分。此外，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中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万的原因，可以理解为这8000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
那么，剔除非全职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之后，剩下的1.96亿就算是全职农民了吗？笔者认为仍存在疑问。国家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末，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年龄41-50岁的人口占23.1%，而51岁以上的占32.5%。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当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相当于此后年均增加1.44个百分点。其中，51-60岁农业人口比重在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为10.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则上升至21.3%。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
2006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6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更加突出。从不少草根调研的数据看，全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者估计占到70%左右。更有学者（朱启臻、杨汇泉，2011）调研了10省的20村，发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87%。因此，当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时，第一产业的全职人数接近2亿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50岁以上人口为1.7857亿，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8.92%，若我们乐观假定5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70%（剩余30%为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并同时假定50岁以上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整个农业劳动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为1.79亿。或再乐观假设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80%（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为0.91亿），又假定这部分人口占到农业劳动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约为1.21亿。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口是逐年减少的，故我们认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8000万之后所剩下的1.96亿劳动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因此，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比例、老年劳动力的务农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
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为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呢？这主要是由行业劳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决定的。从很多案例看，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与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关性。如我国的园林养护、环境卫生等行业也存在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如园林养护行业的平均薪水较低，故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同样，环卫行业也有类似之处，“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而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薪酬往往还低于园林和环卫行业的劳动薪酬，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老龄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第一产业包含农林牧渔四个产业，从四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比看，绝大部分劳动力属于农业劳动力（除海洋渔业外，这四个行业的劳动者大多彼此兼职，也习惯统称为农民）。故为了研究方便，就把第一产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等同起来。那么，农业劳动力多少才算合理呢？这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用地（或耕地）面积；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89亿，而农业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业用地五类）面积为5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109.99万平方公里（世界银行数据，而中国官方的认定的为121万平方公里），与地广人稀的美国相比，中国每万平方公里耕地对应的农业劳动力为262.64万人，几乎是美国的200倍。当然，中国近乎精耕细作的农业与美国粗放经营的农业缺乏可比性，但与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韩比，则有一定的可比性。
将单位耕地面积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作比较，中国是日本的4.58倍，韩国的2.53倍；经人口密度修正后的单位农业用地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中国是日本的2.52倍，韩国的2.19倍。显然，中国2009年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存在明显的高估可能。
假如目前日韩的农业劳动力人数是相对合理的水平，那么，比日韩在农业经营上更粗放的中国，单位耕地面积或农业用地面积所对应的劳动力数量应该比日韩更少些才是合理的；即便与日韩无差异，按照就业人数/耕地面积比例相等原则，中国未来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6308万（对应日本）至11419万（对应韩国）之间。若根据经人口密度调整后的农业用地与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行推算，则中国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11464万（对应日本）至13192万（对应韩国）之间。
所谓“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水平，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也不可能有一个精准的答案。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吸引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统计表明，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已经从30年前的30%直降至10%，这在全球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应该与之相适应。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制造业大国间普遍存在，其本质原因是由劳动报酬率决定。因此，比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容易确定的，是合理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如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同样还发生在环卫、园林等专业性不强、报酬率偏低的行业。有学者判断中国种田农民的平均年龄高达57岁，这与发达制造业大国的农业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相差无几了。
这几年来，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每年增加1000万左右，其中85%以上是50岁以下的劳动力。根据官方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算，过去3年中大约有2450万的50岁以下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距“合理”水平已不远。依据日韩农业劳动人口与耕地面积、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关系所推算出来的合理的最多农业人口与最少农业人口的区间为6308-13192万，则中位数为1亿左右。故保守估计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合理水平在1-1.2亿之间，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上升至60岁左右。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实际规模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低得多。如前所述，依据农村年龄结构所推算出来的农村中主业为农业的劳动人口，2009年在1.21-1.79亿之间，即便按上限1.79亿估算，考虑到从2009-2011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约在2000万，那么，到2011年末农村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人口大约为1.6亿。这与如前推算的1亿-1.2亿的合理水平相比，只多出4000万-6000万，这或许就是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剩余规模总量了。如果按平均每年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的速度，则至2017-2020年，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就将转移完毕。
从上述讨论中，又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即中国的城镇化率。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不利于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但过去30多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非常神速，而支持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则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现有的户籍限制制度和社会保障的不充分，只是不利于农村人口到城市的定居和人口与其他社会资源之间的合理配置，却未能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如城市中的环卫工、园林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的中老年人。因为没有退休金，才导致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也流向城市，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如今的发展中国家都很少看到的景象，也更能证明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为全球最好之一。
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既然劳动力已经充分流动了，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否也就缩小了呢？如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形成刘易斯拐点，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国在2004年出现民工荒，表明农村劳动力已经从过剩变为短缺，不少学者称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出现，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拐点出现之后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在今后10年内基本消失，但可以确信的是，10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所剩无几，即经历所谓的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不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取决于劳动报酬率的差距，二是取决于公共福利的差距，前者属社会分工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制度安排。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2000年第二产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是第一产业的7.1倍，到了2010年，略降至5.9倍。由于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存在高估可能，实际的一、二产业的人均产出差距会小些，但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达到3.3倍的现象看，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应该是以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低端劳动力为主，故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也是必然趋势。
进一步考察全国各省市的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在2000-2010年间的排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2000年排名最后15位的均为中西部地区所属的省市，至2010年，排名最后15位的仍为中西部的省市，说明农业人口转移规模大小对当地农业产值的影响并不太大。尽管在过去10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全国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提高了2.63倍（未考虑物价因素），但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的农业人均增加值还是非常低，存在劳动力继续外流的需求。如2010年贵州、云南、甘肃、山西等地的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不足1万元。
从未来趋势看，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仍会继续，但转移的速度应该会放慢，即从过去的每年1000万左右，放慢至800万左右，且新增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水平，也将不断上升，40-50岁的农民工将成为转移的主要年龄段。
从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转移的规模稍大于东部地区，且留在本省的占比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所拉动的劳动力需求。但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能持续多久呢？投资的低回报率和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决定了这种高增长模式难以持久。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结果是规模不经济现象比较突出，投资回报率不断走低，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因此，未来农民工向大中城市集聚将逐步形成趋势，即农民工彻底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人，但遇到的障碍则是户籍制度的约束和社会保障上的欠账。
中国现有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这意味着今后可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4000万-6000万，未来由城镇化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所剩不多，城镇化进程至多持续到2020年左右。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应会出现以产业整合为导向的大城市化过程，人口进一步集聚与老龄化相伴相随，这便需要政府部门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从而使中国面临如何应对债务负担加重、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