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4日讯】贫富差距扩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曾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今天，全世界都欣喜地看到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变化，数据显示：1980-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8%，其中超过10%的年份就占到一半。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奇迹。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己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切光鲜的数字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解决了困扰数百年的贫困难题，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以及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也不意味着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相反，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分化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数据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
基尼系数困扰着中国，然而，现实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人们却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与其说基尼系数困扰中国，不如说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中国。造成今日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其结果是，一方面，分配不公催生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快速敛财的捷径。
另一方面，分配不公造成的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即经济问题转化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中国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其主要根源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所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的稳定。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链老先生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别太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当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权贵们就越霸道。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所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无论是近现代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对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阐释。美国总统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国政治的精粹。中国的孟子曾将人民列为统治者的“三宝”之一（其余两宝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战国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后更是流传千古。
中国今天面临的贫富差距，从本质上看，也折射了中国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人们的不满既包括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涉及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私企、外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更包括每天支出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阶层以及遍布城乡的失业者与未充分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贫富问题曾经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内战，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历史的教训再三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制定的政策是否公平，如果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中国将会又一次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