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31日讯】《百家姓》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在网络时代，它有着怎样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解放周末》约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撰写此文，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宋版古籍善本《百家姓》
■今天的我们普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尤其是对传统的东西，往往“假熟悉真陌生”
就像谁都知道《三字经》的头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一样，凡是中华子孙大概没有不知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是出自《百家姓》的。“周吴郑王”现在居然还成了俗语——“你今天干吗穿得‘周吴郑王’啊？”著名演员陈道明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里就这样说过，其意近于“人五人六”。
但是，今天的我们普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尤其是对传统的东西，往往“假熟悉真陌生”。今天能够接着“人之初，性本善”而随口道出《三字经》前十句的人，恐怕不会很多；就《百家姓》而言,除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以外，还能对它有所了解的人，或许也是很少的吧。谓予不信，请大家先思考几个问题如何？
《百家姓》究竟是一本什么书？
答：《百家姓》是传统三大蒙学读物之一，是集中中华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识字读本。合辙押韵，朗朗上口。
《百家姓》这一类的书在它之前有吗？为什么就它那么流行？
答：有的是。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散逸。中华民族历来重姓氏，此后此类书自然很多，也有不少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过，它们都没有成为蒙学读本，自然不可能像《百家姓》那样家喻户晓了。
《百家姓》是什么时候的书？
答：宋朝的。陆游《秋日郊居》第七首自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是见于《剑南诗稿》卷二十五的明确记载。可见，《百家姓》在陆游做此诗前就已经很流行了，成了“村书”。
《百家姓》是谁写的？
答：不知道。宋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说：“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换句话说，作者是钱氏吴越国的“小民”，即没有什么名气地位的读书人。王明清的理由是:“其首曰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吴越国由钱鏐创立，是五代十国时期相对稳定的一个割据政权。难得的是，钱鏐一再告诫子孙，如遇王者，不要兴兵，应纳土归顺。后来的吴越王钱俶，曾为赵宋平定江南效力，宋太宗时更献国归宋，受封王爵。江浙的民众因此躲过战乱，所以一直感念吴越钱王。“孙”则是钱俶正室王妃之姓。可见，作者是吴越国民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而“李”则是与吴越国毗邻的南唐国皇室之姓，吟出《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就是南唐后主。
《百家姓》和《三字经》、《千字文》有什么不同？
答：《三字经》、《千字文》的字句编排都有教诲的意义，而《百家姓》则没有。虽说《百家姓》也是四字一句，格式整齐，合辙押韵，却只是把几百个姓罗列在一起而已，不考虑姓之大小、古新，并无规律可言，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可言。
既然如此，为什么《百家姓》会被选作蒙学读本呢？
答：仅仅要识字，可选的书多了。但是，《百家姓》汇聚的不是一般的汉字，而是作姓用的汉字，这就不一样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疏，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全民族的重要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百家姓》正是为了从小对孩子进行传统价值观的教育。
综上简述，足见《百家姓》固然是童蒙“村书”，却绝对不能小看。起码，“假熟悉真陌生”总不应该吧。
■姓氏对于中华民族极其重要。我们有时会用一句很重的话：“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姓氏对于中华民族极其重要。我们有时会用一句很重的话：“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强调的就是归属感、认同感和清晰恰当的自我定位。可是，今天的我们对中华姓氏文化又有多少了解呢？解析《百家姓》中每个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增加知识，也让我们不至于数典忘祖。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在很多方面，意见也并不统一。我想尝试下，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姓氏文化。
中华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从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里去摸索。其起源离不开三皇五帝。
先说“三皇”，如下几位似乎都具备被称为“三皇”的资格：有巢氏（构木而居）、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捕鱼狩猎）、神农氏（播种五谷）、女娲氏（补天造人）。这些都是对文明的起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过根本性贡献的先民。
再说“五帝”，也是说法不一。普遍比较认可《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姬姓，号轩辕氏）、颛顼（号高阳氏）、帝喾（号高辛氏）、帝尧（号陶唐氏，名放勋）、虞舜（号有虞氏，名重华）。在“五帝”中，黄帝的影响首屈一指。但是，“炎黄子孙”之“炎黄”里的炎帝（姜姓，号烈山氏、厉山氏）却不在其列。这只是《史记》的一家之言。大约同时代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太皞（风姓）、少皞（号金天氏，名挚）。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只不过我们都很接受和认同。
由上可知，上古的姓氏情况非常复杂，绝不是只有“姓”那么简单。我们今天讲“姓氏笔画”，讲的其实也就是“姓”的笔画而已，早就不讲“氏”了。上古则有姓有氏，那么姓和氏有什么区别呢？
姓是族号，表示的是血统。较早的来自于部落图腾。所以，有以动植物为姓的，如熊、虎、瓠、华，这些姓就很古老。较后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姓就往往会有女字旁，如姬、姒、姚、姜、嬴。
那么，什么又是氏呢？同一个姓的子孙繁衍了，分出很多支系，逐渐迁徙到别的地方，就用氏来分别支系了。可见，姓在先，氏在后。所以，我们说“姓氏”，没有说“氏姓”的。
周代的宗法制度很严格，只有贵族可以有姓氏，平民则无姓无氏。贵族女子用姓，因为这样可以“别婚姻”。同姓则同血缘，所以不能通婚。这是古人对优生学的最早的认识。过去“同姓不婚”，现在不同了。张、王、刘、赵、李这样的大姓，现在同姓通婚的并不少见。我有位好朋友叫李欣，他太太不仅姓李，而且也叫李欣，他们的女儿干脆也叫李欣。大家看着很开心，丝毫没有问题。然而，小姓同姓通婚的就会感觉不一样，这就是遗风犹存了。
周代女子地位已经不高了，于是，就算是贵族女子，也是姓比名重要。按照传统，女子的名字只有自己的父母尊长和配偶才知道，往往连子女也不知道，如张王氏、李赵氏之类。今天当然不一样了。子女不仅知道母亲的名字，随母姓的也不少，将父母的姓拼起来做个新姓也可以。
贵族男子则称氏，因为氏可以“别贵贱”，可以看出出自哪一支哪一系，是嫡出还是庶出，祖上有什么功勋身份等。这里的情况就相当复杂了。诸侯以封国为氏：郑文公郑捷，郑是氏，捷是名；卿大夫一般以封邑和居住地为氏：屈完封地在屈，东门襄仲住在东门，南宫敬叔住在南宫；还有以官名为氏的：司马、司寇；以祖先的字为氏的：孔、叔孙、仲孙；以祖上谥号为氏的：庄姓，楚庄王之后；以专业技能为姓的：巫、陶、龙。
战国以后才开始以氏为姓，大概到了汉魏时期，姓氏才合一，不再区分，而平民百姓也才普遍开始用姓。
■真正读通了《百家姓》就可以明白，中华民族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表面上看，通行本《百家姓》只不过是罗列了444个单姓、60个复姓共504个姓氏，干巴巴的，好像很是单调枯燥。然而，假如我们认识到，《百家姓》实际上乃是一部中华姓氏文化的索引，504个姓氏虽然只占了中华民族两万多个姓氏的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却都是引领我们中华子孙走向姓氏文化巍巍殿堂的津梁路径，那么，我们就能够深入中华姓氏文化的堂奥，感受到它的无穷魅力，体悟出《百家姓》的传统价值和现代意义。
在这里，我们当然只能量海一勺、尝鼎一脔。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一个中华子孙都应该有自觉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为本民族感到自豪。但是，如果过度地看待和执着于这个问题，就难免胶柱鼓瑟之讥了。汉族在56个民族中是人口最多的，《百家姓》在编撰的时候选择的基本都是汉族姓氏。其实，大概在其诞生的宋朝，就已经找不出一个“纯粹”的汉族姓氏了，更不必说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了。各个民族之间早就在文化上声气相通，在血缘上血脉交融了。真正读通了《百家姓》就可以明白，中华民族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我们恐怕找不到哪个姓氏，只有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单一血统。
就拿我自己的姓“钱”来举例吧。和其他来源复杂的姓氏相比，钱姓的姓源还是相对单纯的。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
钱氏里面也有其他姓氏改入的，比如骆宾王的后代就有改姓钱的。我所属的这一支还有钱陶不通婚的规矩，这就说明这两个姓的血缘相通过。兄弟民族也有姓钱的。满族原本没有钱姓，清军入关后，汉军八旗大量吸纳中原汉人，钱姓也在其中，渐渐演变成了满族。而同时也有不少满族人因汉化开始采用汉姓，尤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倒台，大批满族纷纷改姓汉姓，钱姓也是选择之一，满族钱姓因此大为扩大。哈尼族有钱姓，出现得还相当早，在明清时就是大姓氏；居住在钱姓重要聚居地浙江临安一带的钱姓人中还有人担任过土司府的官职，其后裔至今在当地仍有较大的影响。
当前不少兄弟民族的钱姓人，历史上并不姓钱，而是因为同音转译等原因改姓钱的。如蒙古族的钱姓来自蒙古姓“敏罕氏”，“敏罕”蒙古语意思是数目字“千”，与“钱”谐音相近，因此这些人在与汉族人交往时，往往将本姓简述为钱，相沿未改。彝族钱姓则是由本族旧姓“都普”转音而来，成为天下钱姓中的一支。
在传统中国，某一地区的同姓之人往往会形成家族的形态，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聚族而居能够团结起来，守望相助，度过灾荒和战乱。家族内部会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这在中华姓氏文化史上，是一个极其醒目的正面现象。
就拿大姓“陈”姓来举例。长久以来，天下陈姓一直标举“义门精神”。唐代，环公（临海令）带着伯琪等6个儿子避难于泉州仙游，其第五子伯瑄，勤奋好学，文采出众。南康马聪与他友善，两人结伴游览庐山。迷恋其风景优美，乃偕其子旺徙居，隐迹于江州德安县太平乡长乐里永清村。伯瑄就是浔阳陈氏的开山之祖。德安在九江之南，因而被称为江州陈氏。这就有了“义门独著，百犬同牢”。据明代嘉靖年间《陈氏兆祥族谱》记载：“唐大顺元年（890年），旌表孝悌，标揭门闾，于是陈氏特立义门。”
自“义门”陈氏初创至宋朝开宝年间，陈氏便发展到740余人口。至宋天圣四年（1028年）已达到3700余口。族人济济一堂，同灶以食，合田而耕，童叟无欺，老幼齐心，强弱安处，不存芥蒂。不仅族人如此，据说连豢养的狗也是如此，都在同一个大食槽里吃饭，如有一条狗没有到，其他的狗还都等它来了一起用餐。
义门陈氏延续了19代，跨越了300多个春秋。宋仁宗曾为之赞道：“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聚四百年天下无双。”宋嘉祏七年（1062年），由于陈氏族人过度集中，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经文彦博、包拯等大臣合议，宋仁宗准奏，决定采取双分流的办法。是年7月，由宋仁宗御赐编号，将家族财产列为291份，将陈氏分流至今天的江西、河南、浙江、湖北、广西、江苏、广东、福建、山东、上海、天津等地125个县市，入住的田庄达290余处，义门陈氏于是遍布四方。这些陈氏徙居新址后，家家门口都挂起“义门”灯笼，这正是同一姓氏凝聚起来的力量。陈独秀、陈云、陈毅、陈赓、陈立夫、陈果夫、陈诚都是江州“义门陈氏”之后。
通过上述两个传统实例，我们不难看出，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价值乃是交融、凝聚、团结、互助、和谐、稳定。中华民族沧海桑田，屹立不倒，靠的正是这样的精神。通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有机结构，由同一姓氏而成的家族正处在承上启下、上通下达的关键位置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何以绵延数千年？以姓氏文化为基础的家族所起的维系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深入研究、发掘、弘扬中华姓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
■中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
我们在这里只需用几个最表层、最浅显的问题，大概就足以说明深入研究中华姓氏文化的迫切性了。
《百家姓》收录了504个姓氏，那么，中华民族到底有多少个姓？
答：很难说清楚。明代陈士元编的《姓镌》就已经收入单姓、复姓3625个。1978年，有关部门通过户籍和邮电部门对七大城市汉字姓氏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所得的姓氏总数是2587个。1984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汇编》共收集单姓、复姓5730个。而台湾学者王素存著的《中华姓府》收集到的古今汉字姓氏多达7720个。但这绝对不是最终的数字。根据1996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我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一共有11969个。何况，现代中国人使用的汉字姓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调查发现，尤其是那些还保持着汉唐古音的交通闭塞地区，以及一些语言文字沟通不便的兄弟民族地区，肯定还有很多姓氏埋没在民间，比如“死”、“毒”、“蹦”就都是姓。
常见的中华姓氏大多是一个字的，复姓基本是两个字的，《百家姓》记载就是如此。那么，还有没有更长的姓氏呢？
答：有的是，最长的竟然是9个字！《中华姓氏大辞典》显示，中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九字姓是“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
人的姓会改变吗？可以改变吗？
答：一般认为，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怎么可以改呢？历来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说。通常情况下当然如此，然而，在历史和现实中，改姓的情况相当普遍，有自愿的，有非自愿的；有主动的，有被迫的；有荣耀的，有悲哀的，不一而足。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种情况。因避祸、避仇、避讳、避嫌所改的姓氏：据说西汉时司马迁因言获罪，二子为避祸出逃，长子取“马”加两点为“冯”，次子取“司”加一竖为“同”；帝王赐姓氏：明代太监马三宝被永乐帝赐姓为郑，因此改姓换名为“郑和”；兄弟民族改为汉姓：北魏孝文帝推行鲜卑族的汉化，令鲜卑族改穿汉服，改说汉话，并改换“拓跋氏”为“元氏”；汉族人改为少数民族姓氏：辽、夏、金、元时代，汉族人改换为少数民族姓的为数也不少；因为避讳改姓：清朝雍正皇帝为了表明对儒学的尊崇，就曾经下令“丘”姓犯了孔子的名讳，必须改成“邱”；因入赘、过继、收养改姓，这就实在太多了。此外，还有其他特殊的情况。
每个姓都是独自起源的吗？
答：显然不是。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据相关研究，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遍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姓的读法都照该汉字的一般发音读吗？
答：一般来说是，但是在称呼别人的姓时，要格外当心，最好问问，免得读错。一些常见的姓氏也很容易被读错，比如，黑，音为hè（贺），常有人误读为“黑”（hēi）；盖：音为gě（葛），常有人读为“盖”（gài）。这方面的例子数以百计。
《百家姓》是一本童蒙读物，但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华姓氏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重要价值。今天，我们特别应该唤醒这些沉睡（但愿不是已然消逝）的传统文化，加以切实的研究和有效的弘扬，将其引入到我们迫切期待的现代中华文明的熔铸之中。这是我们中华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