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26日讯】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宋朝时著名的才子，更是一对冤家。时任宰相的王安石是新党的党魁，而苏东坡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其实，这两人不仅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在平素为人上也都是高风亮节、克己奉公的人，但两人多年来在朝廷内外针锋相对、明争暗斗，其原因是在辅政观念与意识上的不同吗？
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宋朝时著名的才子，更是一对冤家。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时任宰相的王安石是新党的党魁，而苏东坡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其实，这两人不仅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在平素为人上也都是高风亮节、克己奉公的人，但两人多年来在朝廷内外针锋相对、明争暗斗，其原因是在辅政观念与意识上的不同吗？让我们从彼此间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来看看其真实原因吧。
嘉佑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王安石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反，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
苏东坡入仕后，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而且，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当中，时任监官诰院（官诰院，指主管颁发官吏凭证文书的机关）的苏东坡，曾是最激烈的一个，因此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讥讽并力加阻碍。
为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也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1069），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为此，二人见面常常相互挖苦、贬低。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发现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
还有一次，因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所以王安石升任宰相后，想请苏东坡协助自己，于是抱着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东坡的书房内已有几名青年学者，在阅读讨论一书，而王安石知道他们所议的正是自己的大作《字说》后非常高兴，就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公（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例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我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按这说法，那么‘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骨头的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又解释到：“‘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东坡听后则说：“鸠字九鸟，你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地问：“那分明只有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爹娘，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更加讨厌苏东坡的轻薄而拂袖离去。
从辅政思想上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其中既是笑谈更有教训。
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觉，苏东坡见书桌上有两句未完的诗稿，是王安石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认为这菊花都是最后会焦干枯烂，并不落瓣。于是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看到秋风中吹落的满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才疏学浅。
另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其诗赋中有：“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两句。苏东坡却随手改成：“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但苏东坡到海南儋州时才发现，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卧”的花，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又拿无知当有知了……。
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其争斗却远远没有到达你死我活的程度。随着时光的流逝，苏、王二人似乎从漫漫岁月中悟出了曾经及其强烈的显示心和嫉妒心是造成二人相互争斗的主要原因，到头来名利早已随烟而去，于是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
王安石被罢相后，大为赞赏苏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苏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王安石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官员除了其弟苏辙之外，再无一人敢为苏东坡求情，生怕连累了自己。
王安石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苏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三年（1084年），苏东坡途经江宁，深为《字说》一事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于是专程拜访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阂。已经下野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也是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去会苏东坡。
交谈中，苏东坡对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
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随后，两人又谈论诗文，苏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也自诵其诗，请苏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
王安石问苏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苏东坡笑以颔之。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送走苏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位觉悟了的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