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3日讯】一部讲述中国网络封锁及公民记者生存状况的英文纪录片《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
《高科技，低生活》由韩裔美籍导演迈英执导。过去几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了70后周曙光和50后“老虎庙”两名中国公民记者运用高科技和互联网，冲破当局新闻封锁，向观众带来突发事件第一现场及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报道。影片见证了两人因关注社会事务而遭到的迫害，包括被骚扰、恐吓、逮捕、驱逐及被限制出境等等。以及探索了他们的行为为社会进步带来的意义。
50后“老虎庙”被称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是一名高干子弟，在文革中体会到政治的残酷。 2003年以前，他只是一个低调的博客。但2003年那次意外使他路过王府井杀人案发现场，并用摄像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及在网上发布，从此拉开了他从事公民记者的帷幕。而这件事同时也是中国博客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老虎庙：“2003年十月七号那件事件以后，中国真是博客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从此以后博客上就越来越多地出现报道身边的事，直到现在已经成了人人都在报。”
作为一名公民记者，他对“公民”的理解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认同。讲到近日清华学者胡鞍钢关于人民优于公民的言论，老虎庙说：“公民实际上就是普世价值一个特有的称呼。公民这个话题中国宪法也有在提，现在他们已经不愿意谈了，连公民都不愿意谈了，甚至出现从理论上想否定公民。人民是什么东西？就是无原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爱党爱国爱劳动爱人民，不讲究自己的权利。”
老虎庙提倡的公民意识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违，但他对社会和底层百姓的关注却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人文情怀,这是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老虎庙：“祖国和国家不是一种概念。祖邦之国那是没有条件要热爱，即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完全令我愤怒。我们过去都有一种从民众中走出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份爱，他付出了不少“爱的代价”。2011年，他被连夜赶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京。之后，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持续受到限制，但他没有因此后悔。
老虎庙：“直接就冒犯了有关方面，把十一个博客封了九个，被禁止出境了。我觉得我出不出去也就无所谓了，我都已经六十岁的人了，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关键是作品进步意义大就行了，我就很满意了。这又是我那个家国情怀那个老一代人的说法了，是吧？（笑）”
离开北京，一直是“老虎庙”心中的痛。
经历过文革的老虎庙，一直以来刻意与家人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牵连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在北京独居的他于是收养了一只叫“蒙古”的猫。他们之间感情深厚。老虎庙以与猫对谈的形式进行思考、发表了大量文章。“蒙古”曾坐着他的单车，陪他到万里之外探访和记录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北京一别却成为了他和“蒙古”的永别。
老虎庙：“我离开北京那个事情我是绝不甘心的。人脉和我所热爱的事业、信息全在北京。最后我告别我住的那个房子的时候，我门一关，猫在里面静静地在听门外的我的脚步声。那实际上是最后一个镜头，所以就留下巨大的遗憾。”
遗憾之馀，老虎庙并没有停下脚步。现在，年龄渐长的他虽已无法像过去一样，带上“蒙古”从北京一路骑车到西北农村看望那些被国家遗忘的、生活在城市污染中的农民，但他仍坚持以其他的方式为弱势群体发声。老虎庙说，作为公民记者以来，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穷苦百姓无助的眼神。
老虎庙：“但是我没忘了我的职责，所以我还是在西北的农村里去走。今年身体得过一些病，这回就不能骑车子了，我就直接坐车。现在倾向于用视频做纪录片这种方式，一直在做记录。我一共做了七百多个，全是访民每个人的诉苦诉冤。‘天安门流民救助’（老虎庙发起的公益活动），六百多流民我救了三十多人、写了大量的文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弱势、有冤要诉的人的那种眼神，那是我印象最深的。”
不过，老虎庙报道的角度以及他维权的姿态，在网上有时不被一些年轻人理解。对此，老虎庙持宽容态度。他表示尊重每个人的言论空间，指虽然各自的表达方式不同，但争取自由的目标是一致的。
老虎庙：“我们的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只不过是一个调皮的战士，而我是一个深沉的战士。”
《高科技，低生活》里面的另一主角周曙光就是老虎庙所形容的“调皮的战士”。他是一名70后，父母是湖南的农民。接触网络以后，周曙光一个人带着摄录机和电脑走南闯北，亲自采访、报道了重庆最牛钉子户、厦门游行、“瓮安俯卧撑”、央视大火等大量社会事件。他的报道往往给人很大的感官刺激，而恰恰是这种张扬的报道方式，为维权开创了另一种可能性。
周曙光：“在中国很多敏感的、很沉重的话题，其实很多人早已经对悲壮和悲情已经麻木了。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一种开心的、娱乐的角度去让整个事件传播效果更好。平常生活是很低姿态的，但是做事情的时候是比较高调、比较博人家的眼球的。”
周曙光有意在报道中加入快乐和娱乐元素。他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向他仿效。他说，假如每人都能够放下恐惧、从我做起，一定能够一点点推动社会进步。
周曙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观察者的人去观察这个事件，然后做一点能做的、有趣的。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民主和人权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本身就是追求快快乐乐的生活，所以我们没必要用悲壮的方式去追求快乐的生活，而是要让这个追求快乐的生活的过程中，就是能让自己开心的，做一点算一点。像我每次做一个报道或者一个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设计得很好玩，让大家看到我的玩法很好、很安全、能做、有改变、有效果，然后鼓励他们有一天也能够站出来，告诉他们所了解的事件的真相。每个人都做一点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有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因关注社会事务，周曙光的网站被屏蔽，他曾被软禁、限制出境以及请喝茶不计其数。但和年老的一辈不同，周曙光没有因为政治压力刻意回避家人。更不同的是，他一直强调做人要“自私”。他认为，“自私”或者说积极捍卫自身权利，应该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态度。
周曙光：“我跟老虎庙相反，我并不像他一样和家人保持距离，而是我跟我家人都很亲密。我太太（台湾）人、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哥哥都非常支持我。共产主义国家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意识下，很多人其实是带着共产主义意识的。懂得尊重自己的需求、开始自私起来的话，这样子就能够突破共产主义给他们的思想约束，让共产主义那种无私的鼓吹的泡沫破灭掉。”
事实上，投身公民记者虽使周曙光受到一定压力，但也造就了相当励志的结局。周曙光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粉丝相继接棒将公民记者的精神发扬光大。而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不断开办有关突破网络封锁的讲座，并多次受邀到各国论坛上发表演讲。未来，周曙光打算继续运用高科技推进中国民主进程。
周曙光：“打算做一个介于实时性媒体和维基百科中间这样的一种媒体，让很多史料被忠实地被记录下来。中国政府这样删除这些历史细节的话，其实是对历史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如果民众能够保持历史存档下来的话，那就是实现了某种对历史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一种监控。”
对于《高科技，低生活》能够在美国电视公映，周曙光感到很高兴。他认为，作品题目中“低生活”的含义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周曙光：“社会化网络还有博客这种技术手段确实是高科技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低生活’对个人是一种低姿态的生活，过着简朴的生活，然后一直把自己当作普通人。当然在中国的话，很多人生活在底层，然后需要为生命的尊严而奋斗。”
《高科技，低生活》这部纪录片反映了言论审查下中国公民记者为突破封锁、追求自由作出的努力。导演迈英说，他创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自由民主是需要每个人主动争取才能实现的。
迈英：“电影想反映在非必要的镇压式审查制度下的公民参与。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只是充分履行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只是让其他人更多地参与和承担社会责任，去使其他人明白，有时自我审查才是最糟糕的。尽管有着严肃的审查制度，人们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去说。我想这是一个普世适用的讯息。”
《高科技，低生活》自去年上映以来备受观众好评，在波士顿独立电影节、悉尼电影节、翠贝卡影展等多项国际电影盛事上屡获大奖。同时由于它反映的问题敏感，电影在香港放映以及在英国参展时就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和抗议。现时，导演正透过各种努力，尝试在中国大陆举办小型放映会，期望将这部作品呈现给中国观众，让他们对公民记者及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有更多了。
**《高科技，低生活》将在美国周一晚上10点于美国公共电视台POV节目内放映。欲了解更多本片详情，可浏览美国公共电视台网站：
www.pbs.org/pov 及 www.pbs.org/pov/hightechlow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