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0日讯】隐逸情调是元曲人文精神的另一翼。《全元散曲》中除了歌咏浪子风流，就是唱颂隐逸情调。过去的惯性思维是用“消极出世”对这种情绪作批判。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询问。
人生的荒谬性在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那里作过全盘性的反思。元代特殊的历史机缘使一代中国人同样发出全盘性反思和质疑。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对待这些隐逸情调的作品，21世纪更需要对“入世”人生观世界观作反思，现在人类面临因无止境地追求“进步”和“成功”所带来的地球与人类被毁灭的危机问题。我有一些搞哲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现在全世界的先锋性哲学思考就是关注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进取”价值观导致的人类存在的危机。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反思。
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信息爆炸，人口爆炸，能毁灭地球和人类的武器大规模生产……，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不就是一味强调“进取”“积极”的价值观导致的吗？文明也是双刃剑，太功利了，是要毁灭的。
隐逸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这个社会情境特别坏，战争动乱，政治黑暗，仕途险恶，让人萌生退隐之志，就像魏晋时代的文人。另一种则是一个社会基本上满足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人会产生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追求，会在“终极价值”的追索中感到一种人生的荒诞感和虚无感，因而也会产生隐逸的倾向，想和大自然天人合一，和“道”融合在一起，特别能对自然的美感产生心灵共鸣。
北欧三国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比较喜欢孤独，有了烦恼喜欢一个人到森林里独处，从大自然中获取安慰。我见过一个调查统计，北欧三国反而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对元人的隐逸情调不能予以简单化的理解。
元人的隐逸情调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时代情绪。有一个叫不忽木的蒙古贵胄，作到吏、工、刑三部尚书、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却留下一套《仙吕•点绛唇•辞朝》散曲，把叹世归隐的时代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
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木衣食，胜如肥马轻裘。
卢挚、刘敏中也都是大官，他们写的散曲也尽是“渔父严陵，农夫陶令，尽会婆娑”。陶渊明成了时代的另一个偶像，朝野上下，江湖市井，大家都一递一声地唱着：我爱陶渊明。随便举一些例子：
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五柳庄月朗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鲜于必仁《越调•寨儿令》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范康《仙吕•寄生草》
先生醉也，童子扶着。有诗便写，无酒重赊。——曹德《三棒鼓声频•题陶渊明醉归图》
不过元人歌颂陶渊明带有浓郁的市井色彩，他们把陶渊明像个不倒翁一样你推过来我搡过去，有一条可爱的“俗”的狐狸尾巴。陶渊明在元代有了“后现代”色彩。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元代人是中隐和大隐为主，那时候的城市规模也不大，人口也少得多，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明显。在市场上看了杂剧，勾栏伎院里浪一把，回到家一关门就是竹篱茅舍作风月主人了，那时候真是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所以元代的文人们往往一只手写风流杂剧，另一只手写隐逸散曲，隐逸主要是一种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情绪状态，并没有真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耕田种地。他们大多数留在市场上，留在官场上，留在红尘中，但保有一种潇洒超脱的精神状态，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调。
张养浩
这在两位散曲大家张可久和张养浩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这二张一个是吏，一个是官，其实都没有真正归隐，却大唱特唱隐逸情调。张养浩当过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晚年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去解决大旱灾，很有责任心，是能干的官员。他的散曲中有一句说得最妙了：“把陶渊明生纽得风流”。元代两大时代情感浪子风流与隐逸情调的水乳交融和盘托出。
从诗意境界来说，乔吉最能体现隐逸情调的真谛，他不是官也不是吏，本在江湖中，所以不用拉陶渊明来标榜：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幺遍•自述》
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编，翰墨云烟，香满山川。——《双调•折桂令•自述》
马致远
不过元曲中能把隐逸情调提升到哲理层次的是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否定功名富贵，赞美自由和艺术化生活，肯定审美化的独立人格，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寄托。
〈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
〈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里折，魏耶？晋耶？
〈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到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
〈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嘱咐俺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觉悟了生命的有限性，冷淡了世俗的争竞抢夺，却不想建构一个宗教的祭坛——神仙道化剧里的宗教其实还是审美符号，只钟情于大自然审美的此在。采来沾着露水的黄花，捉来带霜痕的紫蟹，再拢来些红叶点着火烧蟹煮酒吃。煮酒论英雄不是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是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宇宙的宏观——现实的异化——人生的审美，这就是马致远的诗化哲学三部曲。
隐逸情调在杂剧里就体现为神仙道化剧，马致远也是代表性作家。隐逸尽处是神仙。道教执着于现实的人生，三个文化要素是肉体生命长生不老，精神自由逍遥游，官能享乐适意恣情，追求的是审美的此在而不是灵界的彼岸。道教在风流浪漫的初盛唐形成过热潮，全真教在元代得势。道教的文化意蕴与元代文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合铆对榫。神仙道化剧里的道教和佛教神仙都混在一起，不是宗教文学，而是审美心态。
神仙道化剧里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是吕洞宾，是元杂剧把这个风流神仙的形象塑造丰满起来的，调戏白牡丹，三醉岳阳楼，马致远为他设计的两句唱词“我则待朗吟飞过洞庭湖，须不会摇鞭误入平康巷”，不正是浪子加隐逸就是活神仙吗？唐朝长安市丹凤街有平康坊，是妓女聚居的街巷，平康巷就成了风流场所的泛称。
还有一个神仙道化剧《黄粱梦》，是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和红字李二分别写一、二、三、四折，这本身就有象征意义。万花丛中马神仙，花李郎和红字李二是杂剧演员，艺人刘耍和的女婿，李时中是辞官不作的浪子文人。几个人合作，写了一个吕洞宾被度脱成仙的故事，把仕与隐、神仙道化与浪子风流互为表里的时代文化氛围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隐逸情调体现的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青山绿水，云月花草，呈现出风标情韵，抚慰着元人的心灵。对自然的赞美，对隐居生活的陶醉和对世道官场的感慨交织在一起，最后达到对自己自由人格的肯定。所以元曲里对事功型历史人物嘲笑揶揄，比如屈原，秦朝丞相李斯，诸葛亮等，而对于功成身退型的隐逸人物特别欣赏，如严光，范蠡，陶渊明，还有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等。元朝人有两个偶像，一个是柳永，一个是陶渊明，分别代表了浪子风流和隐逸情调两大时代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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