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1日讯】军中走私物品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后来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多次派代表去北京协商这个问题，抗议江泽民领导下的军队依然在走私毒品。
江泽民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军中毫无威望。老军头们大都有过疆场厮杀的资历，况且手里握著的都是江泽民最缺乏的硬家伙──军中的人脉。毛、邓都曾统领大军，军人们心服口服，偏偏自己不但没有政治资本，在军中也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制度下，执政党要通过民主选举才能组成政府，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是为了监督执政党正确行使权力的，国家搞得不好，领导人就可能面临被弹劾、甚至下台的危险。
在那些国家里，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只属于国家。军队以维护人民利益和保卫领土完整为天职，因而政党之间的争斗，乃至任何党派内部的斗争并不牵扯军队。不论是哪一党派当选，军队都必须效忠于国家，根据宪法规定服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调遣。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尽管党派之争惊心动魄，但国家政局却能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的军队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实际上只有党的军队，而没有国家的军队，军队成了谋取一党私利的工具。中共一直讲“支部建在连队上”，毛泽东早就提出所谓“党指挥枪”的理论。党内的政治斗争胜负，首先取决于谁掌握军权。不把军权完全握在手里，实际上就等于把政治前途交给了别人，这让江泽民无论如何心里都不踏实。
不过江泽民有自己的手段。
1、加官晋爵收买人心
在军队里，晋升是件大事情，它代表着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荣业绩。
在毛时代，被封元帅封将军的人都是出生入死、功勋显赫的。被晋升者非常珍惜和自豪。在和平时代，军人们都知道，除非实力、表现特别突出的，要想晋升成将军绝非易事。然而自从江泽民上台以来，拍马屁成了军队里的晋升捷径。张万年、郭伯雄、由喜贵的提升，在军队中广为流传。最典型的是47军的少将军长郭伯雄，在掌党政军三权的江泽民午睡时，因亲自给江站岗而站出了一个军委副主席！
自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以来，中央军委共授予9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警衔。除198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世时授予17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外，江泽民从1993年至2004年光上将军衔警衔就送出79个，至于少将、中将送出多少都不敢报导。
1993年6月7日授予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1994年6月8日，江泽民一口气册封19名上将。
1996年1月23日，江泽民一时高兴，对旁边人说，今天，我们来封它几位上将，高兴高兴，怎么样？左右附炎趋势，答复当然是再好不过。即时就封了4位。二炮政委隋永举，就是在这一天从中将爬上了上将。
1997年10月24日江泽民一天提升了152名将军。高干子弟和有裙带关系的更成了江泽民拉拢的对象，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四人帮”垮台后才去参军，不过当了十几年的兵，一升就是海军中将副司令。到1997年江泽民就一手册封了各级将军530名。
1998年3月27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10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1999年9月29日晋升2位上将军衔，2000年6月21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16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
2002年6月2日晋升7位上将，当军队老干部从电视转播中看到江泽民单用一只手颁发命令状时，气愤地说：“江泽民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也太不严肃了。”
2004年6月20日，在江泽民快下台时，又授予15位军官上将军衔警衔，其中包括他从上海带来的亲信由喜贵。
那些被册封的人并没有把这看成荣誉，他们心里明白，这样的加官晋爵绝不是论功行赏，而纯粹是收买人心。所以他们在册封仪式上非常不严肃，根本没当回事。
过去的老将都是凭本事提升的，有很高的威望，下达军令，无人不从。现在五花八门用什么路子上去的都有，他们互相之间不服气、打小报告，有任务时互设障碍、不予配合，妒忌、拆台。这样的人品能带出什么样的军队来呢？这样的军队有多现代化的武器都不会打赢仗的。
2、纵容走私贪污
军队经商，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补贴军用，中共高层对此一直乐观其成，称赞为“以军养军”。一些军队元老如杨尚昆、王震等还经常为军队企业题词，以示鼓励。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为了控制军权，就充分利用这个空子和手中职权，向军人大许甜头，放纵军队大肆经商，纵容军队腐败，以收买人心。江泽民想的是这些人在中饱私囊、贪得无厌时依赖自己，对自己感恩戴德，但问题却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
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上讲：光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他们还动用军方气象台来服务，冒用总理签字，随便盖上军委副主席大印就冒领20亿，事情到江泽民那里就被压下了，军队的这些行为真使海盗、响马、地方贪官皆望尘莫及。
1998年7月26日，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一艘四千吨运输舰，对四艘来自北欧的装满七万吨成品油的走私油轮，进行保驾护航。
无巧不成书。行经一百零四年前甲午海战邓世昌为国捐躯的海域时，撞著了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来的十二艘缉私炮艇。缉私艇向海军喊话，要求海军配合其执行公务，也就是搜查。海军回答，除非有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的命令，否则你们不可造次！
双方对峙了约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为走私油轮护航的海军紧急向岸上领导请示，上司不敢作主，又向北京军队高层请示。命令很简单，也很干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给我打，打他个稀巴烂！”
于是，海军一艘炮舰迅速对准海关和公安的指挥艇，发射了数发机关炮。几乎同时，海军的运输舰和其它三艘炮舰，开足马力，撞向缉私艇。整个战斗，历时五十九分钟。此次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就那么巧，公安和海关缉私人员阵亡的十三个冤魂当中，有一位姓邓的，正是邓世昌的嫡玄孙。事过之后，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
199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开会，朱镕基证实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2亿元人民币。军队走私，是走私队伍中的大户。1998年9月全国走私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近年每年走私8000亿，军方是大户，至少5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便是一千六百亿，全未补贴军用，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
军中走私物品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后来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多次派代表去北京协商这个问题，抗议江泽民领导下的军队依然在走私毒品。
但《解放军报》坚称，人民解放军能够抵抗所谓的“西化和分裂军队”的敌对外国势力，抵抗利用美酒、女色、腐朽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军队的企图。
军队走私，只是军官们发财的一条捷径；而另一条捷径，就是借军队经商，乘机大捞特捞。
南京军区下面有一个火箭炮营，该营有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一个小小的上尉就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一人九幢豪华别墅分别建于全国名胜之地，一人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经济实体资金买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意大利进口私人住宅装饰值12万美元；二炮副司令，安排家属到欧美逛商场，购物花销了25万美元；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个家，花巨资装修，仅卫生间设备120万美元，全从意大利进口，平均每户卫生设备18万美元。
1998年11月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迟浩田讲：“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
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相当于当年军费预算940亿的两倍！至1999年年三月底经军事检察机关已立案的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2170多宗，那年已有二十四名少将级或以上军官挟巨款叛逃海外。
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领导下，各级将官们加官和发财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朱镕基看到军队经商严重打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终于，在98年7月，江泽民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十二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
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江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库恩在《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信口开河。
江泽民当初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江泽民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江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江来拨款，听令于江。禁止军队经商是江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来军队硬著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是江的一块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炼，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以后江多次使用，好在胡天生谨慎，再加上运气，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直到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糊涂就糊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脱钩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