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3日讯】我出生在甘肃天水。“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国军的骑兵学校，养了许多军马。据说马得病死了后，就把它们扔到我们村子对面的山沟里。马的尸体吸引了许多狼，方圆几百里的狼都汇集到我们村子附近。自从有了骑兵学校，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增长。
爷爷年轻时一直跟随于右任先生搞革命，家里珍藏着于先生写的一个条幅，父亲记得条幅内容是“自由而有根是生长极快之树木”。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后随爷爷回老家天水。据父亲说，爷爷常告诉他，当农民太轻松了，太好了，比打仗轻松多了，也没有任何危险。爷爷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上开一块荒地种土豆，这块地到现在还叫狼窝里，地边上有一狼窝，里面有许多狼。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我爷爷在地里刨土豆，地边上的狼在跑来跑去，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我们村对面半山坡上有个小村子，叫河沟里，住着几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阶州（陇南）娶来的，讲话和我们当地人不一样，大家都叫她阶州媳妇。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小时，她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儿，狼来把女儿叼走了。阶州媳妇看见女儿被狼叼走，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儿跳下几丈高的悬崖，阶州媳妇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丢下她女儿跑了。多少年以后，我回老家，很关心这个小女孩的下落，村里的人说，小女孩长大成人了，已经出嫁了，嫁给了镇上一户富裕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头猪。喂猪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从小就盼望着猪长大，杀猪过年，这是小孩儿最高兴的事情。天天喂猪是一件很累的事，似乎和这头猪没有多少的感情。一天晚上，一只狼跑进我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我拿着煤油灯给爸爸照亮，看猪的伤口。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让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地方。
又过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反标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谁是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跑回家跟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伸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伸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家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反标案破了，是我的一位老师写的。接下来的日子，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爷爷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期，在最艰苦的地方，把父亲、姑姑、叔叔们带大，并让他们都上了学。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开批斗会，奶奶总是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像现在去参加party一样，平静地去，平静地回。她回来后，妈妈总是不让我闹，好让奶奶安静一会。但奶奶见到我，仍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开心，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村里的人讲，奶奶有许多金条和银元，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了。我去问奶奶，你是不是有许多金条和银元，她告诉我：“那东西没有用，奶奶也没有埋。这世上还有比那东西更珍贵的东西，你长大就知道了。”我当时并不懂奶奶说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对我讲的是真的，此后我一直在寻找比金条和银元更珍贵的东西。一九九七年农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经患病不能讲话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给奶奶写一幅挽联，上联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诞生于中州大地”，下联是“何乙亥振兴悄悄离开了千里陇原”，横批是“天高地厚”。
那一年，我大约六岁多一点，我三爷（爷爷的三弟）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 “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说，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我上的小学叫耕读小学，在一座庙里，只有一位老师，姓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抓走判了三年刑。耕读小学黄了，房间空了，只剩菩萨了。一天，一位姓吴的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在菩萨面前捡了一个苹果吃了，是有人献给菩萨的。从那以后，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去菩萨的屋子，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吃的。我的运气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萨面前什么也没有。
三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一九六八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我们小学采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与天水市里讲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城里人讲的话，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住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住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说，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住队干部气坏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许多人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粮，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胃里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里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原因，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政策是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的。领到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
我的六妈（六婶）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六爸（六叔）的。六妈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里。克里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
小学毕业时，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
这所社办中学叫东泉中学，公社叫东泉公社，现在改叫马跑泉乡。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轻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苦练过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自由魂在焦国标的书也显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