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国“三K党”横空出世，通过中英文大报和到处散发的传单大造其势，宣称要为民谋福，助人谋利，反对官僚之种种祸国殃民的腐败现象。上海舆论为之哗然。人们登报质问：此“三K党”与美国“三K党”有无内在联系？是否为美国侵华形式之一？
在公众纷纷抨击和质疑的时候，《申报》、《时事新报》等纷纷派记者前往“三K党”总部探访。记者报道说，“三K党”总部的墙上张挂有中美两国的国旗，该党的最高首领称为“最高克兰”，第二首领称为“大狮”为领袖的助理，往下则依次为“大龙”、“大虎”、“大豹”、“大熊”、“大象”，最低一级为“大骆驼”，层级分明，组织严密。
正在舆论沸沸扬扬之时，有人投书《时事新报》，揭露该党之盗匪行径。一名洋行买办回家，发现他车内草帽上多了一封信，信件以该党之名索要万元赞助，并请其入党。
由此，上海警方认为：这种侵入别人汽车索要钱财的事，如刑事犯罪。淞沪警备厅查封了“三K党”总部。之后，其他城市也查抄了“三K党”，并发布了通告，宣布秘密结社违反《治安警察法》。
可谓喧嚣一时的中国“三K党”，从此烟消云散。
当日之真相，其实存在另外一种诠释：就民国之宪法，淞沪警备厅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查封“三K党”总部，是违宪的。《治安警察法》本身，也是违宪的。
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小细节：当日上海“三K党”党员，大多为华人银行家，以及洋行华人雇员，入党需交党费大洋1元。后因扩张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调整，打了个五折，减为5角。
由此看来，中国“三K党”，就其完备的组织形式而言，可谓为最早的五毛党。
但就更为松散的，也是临时性的组织形式而言，却还有过更早的五毛党。
“中国铁娘子”吴仪的舅舅、民国报人喻血轮，自号绮情楼主，著有《绮情楼杂记》一书。书中讲述了一个更早的五毛党的故事。
1917年5月10日，因国会不肯通过对德宣战案，发生了所谓“公民团”包围众议院的风潮。人数众多，不下五六千。从当日上午到当日晚上十点，人员一直未散，民意汹汹，议员们只允许进而不允许出，甚至还有反战派的议员被殴打。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才出动军警，将人群驱散。当时的许多众议员，说这事就是段祺瑞策动的，这些所谓的公民团，也是段祺瑞雇佣来的。段祺瑞自然是极力否认。可没几天，一个叫做王合新的人，激于义愤，投函《醒华报》，揭批当日之丑行：投函人王合新，到京城谋事，前一天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毅甫介绍了一个临时工作，加入公民请愿团，每小时大洋五角，解散的时候就付钱。结果呢，被军警敲了一枪托，工钱也没讨到，还被恐吓，说是最好闭门不出，免得被法办……
历史的一页，很快就被揭翻过去。网络时代的到来，迎来了新的五毛党。经过了好几十年，这五毛党也该进化进化了。1917年的五毛党，是每小时五毛。1924年的五毛党，是入党费五毛。网络时代的五毛党，据说是一个帖子五毛。
但是这其中呢，却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左派说右派是五毛党，右派呢，说左派是五毛党。
到底谁是五毛党？
福柯说：“所有的知识都与残忍的本质形态具有联系。”“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存都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的话，成为五毛党的缘起、进化及其未来的最好阐释、描述与预测。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但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愤怒的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无论历史地看，还是从当下看，左翼和右翼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专制的合谋者，哪怕出发点再好，也难免于为他人做嫁衣的结果。
相互批判水火不容，结果却为专制者所用，就像汪晖所说的：你讲私有化，这很好，这不刚好用于抢劫民财？你讲公有化，这也很好，这不刚好用于将国家财富收入官员私囊……
有没有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方式，避免这样一种合谋？或从实事求是的伦理学立场出发，或从哈贝马斯所谓的沟通理性出发。或者，相互沟通才是要务？
……
左右都是五毛党。中国何曾有过所谓左派或右派，有的不过是权利派而已。
往回翻开的历史的书页，全部的文字，写下的是一片灰暗的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