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4年12月至1966年8月，我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零陵地区宁远和道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工作队由四个方面的人员组成：地县区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会计、知识青年、社会青年。知识青年必须是贫下中农成分，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未婚且在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两年以上，在地委党校学习3个月后即分配到“社教”工作队，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对象，当时也叫“政治学徒”，全地区9个县两批共500多人，我是其中一员。
“社教”运动设立工作机构，县设工作总团，由地委书记任总团长；区设工作分团，由县委书记或地区正处级干部任分团长；公社设工作队，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任队长；大队设工作组，由一名公社副书记任组长。其他工作队员也有分工，如分管整党、治安、民兵、青年、妇女以及资料等。一个生产队至少安排一名工作队员，相当部分生产队安排两名（以老带新），地委书记所在的总团生产队最多安排7人（包括两名农业技术员），一个县上万名工作队员，当时称之为“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运动大体分四步进行：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阶级队伍，清查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开展对敌斗争，整顿、健全农村领导班子和各种组织。农村生产贯穿运动全过程。最后总结、验收。工作队撤出后，每队留驻两名工作队员为观察员，以巩固运动成果。省委按照毛主席关于“蹲点调查、解剖麻雀”的指示精神，在宁远县礼仕湾村搞试点，副省长徐启文带队蹲点，指导面上。《二十三条》要求六七年内全国搞完，零陵地委打算试行“一带一”的办法，即搞一个县，同时带一个县，争取全区四五年搞完。据说，总团在附近县搞了“一带一”试点。
“社教”运动虽然过去40多年了，但那些日日夜夜、点点滴滴，至今仍在脑子里萦绕，难以忘怀。这里，仅就其中二三事，作个简要记叙。
“搞阶级斗争的工作队”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一场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社教”运动中讲得最多、运用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句话。那时候，什么事都扯上阶级斗争，动不动搞批斗，说什么“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亡”，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群众说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工作队”。
进队第一件事，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就是在“越穷越革命”思想指导下，从群众中挑选出身最苦（贫下中农）、家境最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赤贫户最为理想）、政治思想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作为工作队员的住户。并以此为驻点，动员和发展其他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协会，依靠他们开展各项工作。一般要求清查户主祖宗三代，看有没有值得警惕的问题。有个工作队员，清查一个户主的老爷爷在清朝当兵与太平天国农民军打过仗，说这个户有历史问题；另一个农民在60年代困难时期讲过“吃不饱，饿死人”的话，说这是对现实不满；还有一个农民与地主儿子认“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昵称呼），被说成是阶级立场不稳等，进队一个多月了，这个队员还没有扎下根来。其他工作队员也碰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扎根串联感到头痛。当时流行一句话，说：“‘扎根串联’比推选中央委员还困难！”
总团、分团、队部领导多次讲话，批评一些工作队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蚂蚁”（把阶级敌人说成是蚂蚁）。此后，大家头脑里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觉得到处是“蚂蚁”。有一次，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在去队部开会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吃力地推板车，“帮不帮助推一把”成了我们争论的话题，最后“宁可不推，绝不错推”占了上风，理由是不知道推车人是贫下中农群众还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或其子女。1965年底，在道县白马渡区开展“旱地改水田”大会战中，有一个20多人的劳动队伍在统一休息时多休息了10来分钟，分团团长指着那一堆人对我们说：“那里肯定有坏人捣乱破坏！”有个工作队员反应很快，马上跑过去催促那些人尽快动工。平时工作队员上厕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错走进“五类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厕所，“厕所里的阶级斗争”像警钟一样，时时在工作队员的头脑里敲响。“社教”工作进入对敌斗争阶段时，则集中火力批斗“五类分子”，不管他们有没有“反动言行”，总是认为他们“火烧冬茅心不死”、“对共产党和贫下中农刻骨仇恨”、“伺机反攻倒算，梦想复辟变天，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对他们捆、打、吊、罚（罚做苦工），有时还把这些人的不是“分子”的妻子及成年子女拉来陪批陪斗，要他们“清洗脑筋，接受教育，划清界限，站到人民这边来”。与此同时，还挖空心思地搞出一个“二十一种人”来，即除“五类分子”外，还把国民党起义投降人员、劳改释放人员、亲属在港澳台的人员、因政治思想问题被开除党团或公职的人员、历次政治运动受到批判未定性的人员、摘帽右派、封建迷信职业者等等，看作是“内部隐患”、“社会渣滓”、“边缘人物”，把他们列入“另册”，内部掌控。这些人不能入党、提干、上大学、就业，而他们自己和多数群众则被蒙在鼓里。我在宁远搞“社教”时，队部临时把我抽调去抄写“对敌斗争花名册”，里面是“五类分子”的姓名、简历、表现及管制情况等，另有一个“副本”名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由此得知“二十一种人”一些情况。不知当时和以后提出“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口号时，这些人是否在其中，我这个身临其境的人也解释不清。
《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为了做到既要抓阶级斗争，又不整社员群众，当时热衷于搞“对事不对人”的阶级斗争教育，即抓住一些典型事例，开展群众性的批判和辩论。我所在大队某生产队一个农民是集体猪场的饲养员，他家一只母鸡走失了，他点着火把到处找，而就在这天晚上，他负责的猪场一头母猪压死了几头刚产下来的崽猪。工作组把这件事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去，并且与阶级敌人联系起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批判和辩论。一些群众因怕伤了乡里乡亲的面子而批不起来，工作组就培养典型发言引导批，批得不痛不痒就去找“理论武器”深入批。尽管没有点名道姓批判，这个农民精神上仍然受到很大刺激，甚至一度想寻短见，因为他明白，批判对象就是他。在“对事不对人”的批判、辩论中，有的地方还别出心裁地编排出“两条道路的几个界限”来，如出集体工就是社会主义，做集体工时间搞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家庭养猪卖给国家就是社会主义，杀了自己吃就是资本主义；搞个体副业挣来的钱交集体记工分就是社会主义，钱由自己支配就是资本主义；集体经营林场、鱼池、果园等就是社会主义，责任到户到人就是资本主义，等等，并把它当作经验来介绍和推广。群众对此很反感，说把他们的活路都给堵死了。
还有，如果哪个农村干部或群众，家境比其他干部、群众宽裕，例如盖了一栋新瓦房，家里还有缝纫机（当时没有发现哪个农家有自行车和手表），就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如果是“四不清”的干部递给工作队员一支烟，那就不是一般问题了，什么“糖衣炮弹”、“拉拢腐蚀”等话就会接踵而来，想辩解也是徒劳。我曾亲眼看到这样一幕，我所在大队副大队长当时气得脸色铁青，连声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犯了扩大化错误，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
二、何来“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社教”期间，我先后两次聆听工作队传达一个内部重要精神，说毛主席说，“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书中，记载了毛主席这句话）。我当时觉得毛主席这句话分量太重，简直难以置信，但思想马上转了回来，认为毛主席的话不会错。
《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整个工作中，我们始终是紧紧围绕这个“性质”和“重点”来开展的，实质上就是做夺取“不在我们手里的政权”这个阵地和权力的工作。但是辛辛苦苦工作之后，总觉得“很别扭”、“不对味”，不知道资本主义在哪里，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进队伊始，就把农村基层干部撇开，要他们“靠边站”，包括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保管员，甚至记工员，交代他们好好清查自己的“四不清”问题，搞“人人过关”，而他们的权力则改由贫下中农组织行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组在那里包办代替，包括农业生产的指挥权和群众向生产队借钱的审批权）。这时“四不清”干部的家属也受到歧视。例如，他们加入贫下中农协会的时间比同类对象晚，一些重要会议不通知他们参加，他们发表的意见得不到重视，甚至生产队分粮分物也把他们往后排。经过半年多的清账、内查外调、个别谈话、“背靠背”揭发等方法，我所在生产队共清出干部挪用和多吃多占折现金155元，粮食210多斤（主要是干部外出办事和晚上加班吃喝开支），其中生产队长35元，副队长22元，会计69元，出纳员17元。根据本人的态度和表现，实行“减、缓、免”政策。当时没有立即向清查对象公布清账结果，生产队长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问题，一直显得紧张不安。当工作组长通知他退赔15元后即可“解放”时，他像卸下压在他身上的千斤石板一样顿感轻松，立即向亲戚借钱作了退赔，接着恢复了他的生产队长职务，生产队其他干部也陆续获得“解放”，重新投入工作（这就是《二十三条》中所说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同样，我所在的大队和其他搞“社教”的地方经群众同意“解放”后配备的干部班子，除少数“吐故纳新”外，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并不是小道传说的那样，“烂掉一大批，换掉一大批”。
在“社教”工作中，特别是通过与“四不清”干部开展“摆表现，谈危害，挖根源”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渐渐显露，或者说它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工作队没有讲清，农村干部和群众没有搞清；二、农村干部、群众关心的不是什么斗争，而是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特别是当时吃饭的问题；三、“解放”10多年来，农村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批斗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把这顶“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感到困惑和不满。
参加“社教”两年多，从我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情况看，不管是一个大队，还是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区、一个县，运动所清查出来的钱、粮、物，按当事人个人而言，就那么几十元，百把元，个别的几百元；有的开始被打成“大老虎”，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最后出入很大，连“小猫”也够不上；并没有发现什么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分子，没有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确认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发现哪个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权在“和平演变”中“被篡夺”。
三、艰苦的生活
我住在生产队数一数二穷的人家，一般吃稀饭杂粮，而且往往是半饱。主人喝酒，我们有规定不能喝。主人吃肉，我们最多只能尝一点。有一次吃红薯餐，我吃最后一个，住户家6岁的小孩见没有他的份了，“哇”地哭了，我急忙把没有吃的半截给他，才停止哭。我参加道县“社教”那年刚21岁，是我家乡所说的“大生日”，我在代销店吃了一个一毛钱的糖饼，就算是过大生日了。我当时每月工资26元，除伙食费，还有抽烟、朋友书信往来等开支，常常囊中羞涩。由于住户家缺粮少吃，一些工作队员面黄肌瘦，体力下降，有的还得了浮肿病。记得从第二批“社教”开始，工作队每月发给每个队员两斤黄豆，以补充营养。省委开了口子，说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员可以自己办伙食。总团考虑条件问题，没有强调一定要这么做。总团人多集中，自己办了食堂，其他工作队仍在农民家就餐。工作队员的劳动强度很大，要求有一半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真正与群众实行“三同”。挖地、插秧、修水库、烧石灰、拾狗粪、挑大粪，我都干过，也学习和推广过种植水稻、棉花、油菜的科学技术。由于工作紧张忙碌，很难挤出时间洗衣裳，我们工作组11个队员，除一个女同志外，其余队员身上都长了虱子。我与工作组长住同一个房间，晚上睡觉前两人静下来捉虱子。我们一个一个虱子往煤油灯里丢，只听见“啵啵”的爆炸声，虱子一个个被灯火烧死，不一会，灯罩下端积存一大圈厚厚的被烧焦的虱子，俩人不觉相视一笑。工作队纪律很严，有好多个“不准”，触犯不得。有一次，我与一个队员去集市吃了一碗面，被说成是经不起艰苦考验，受到队部的批评。我给一个军属老大娘砍了一担柴火，她高兴得拉我非去吃饭不可，我被认为“违反了‘不得离开住户到别的农家吃饭’的规定”，同样挨了批评。有个工作队员说这是好人好事，该表扬才是，队部不但没有改变决定，反而批评了那个为我说情的工作队员。最后工作组长出面向队部作解释说明，队部还是说：帮军属砍柴火是好事，但吃饭一事要批评。我所在分团有个工作队员，是企业单位干部，城里人，进队两天后失踪了，原来他吃不了苦，偷偷背上背包回本单位去了，当了逃兵，被总团大会宣布开除工作队籍。特别是对男女关系错误，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论哪个犯了，一律“三开”，即开除党籍、公职、开除工作队籍。
我是在“社教”运动中入党的，当时叫“火线入党”。工作组长和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身份的工作队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俩给我谈话时，我谈了我学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解放军英雄王杰”的体会。想想当时写的学习心得笔记，里面有不少豪言壮语，但是几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时候，我真的是热血沸腾，当时最红火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铮铮誓言，简直占领了我整个大脑。为此，我写了一首散文诗，最后两句是：“愿终身投入‘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里，在等待我们去开发、改造、建设的农村，滚一身泥巴。”
四、尾声
为了不惊动群众，工作队规定天不亮就撤队，但仍有不少群众摸黑起来送行，有的帮着挑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这是1966年8月的一天。工作队撤离的路上，我猛地看见来往的汽车上贴有外地大学生书写的“打倒”、“砸烂”一类的标语，其中一条“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延春”的标语，把我惊呆了。王延春当时担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一度分管全省“社教”工作，还到了我们总团所在地道县寿雁区视察，在我心目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这是怎么回事？尽管知道有个《五一六通知》，广播里也传出一些过激声音，但我还是第一次领会“不可思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工作队撤离不久，听说搞过“社教”运动的一些地方出现“翻案”和“反复”，主要是有的农村干部反映他们的经济问题定案时有的出入较大，要求反退赔，另有重新上台的干部对在“社教”运动中揭发检举他们问题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上级领导回答说：“这是工作中出现的‘夹生饭’，交由当地党委、政府和留驻的工作队员处理。”这时，“社教”运动已经停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作为留守工作队员的观察员任务也就此终结。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