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莘夫这个名字，现代的大陆人很少有人知道。民国三十五年初（1946年）发生的张莘夫遇难事件曾经震惊中外，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反苏、反共高潮。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史册中完全没有记载，被刻意遗忘，只有个别零星的史料中偶有提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史中应有较详细记录。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1898年生，吉林德惠县（今九台县六台村）人。其父张雅南曾出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青年时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改名张莘夫。莘夫典自诗经，就是勤勤恳恳为国效劳的征夫的意思，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为国效忠的心愿。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张莘夫携妻子李湘衡流亡山海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工程师、焦作工学院兼职教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曾任天府煤矿矿长，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代理工矿处长兼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当时的东北形势异常复杂，苏军占领东北后不遵守日本投降三个月后即撤军的协议，迟迟不从东北撤军，百般阻扰国民政府接受东北，暗中掩护共军大举出关。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党势力在东北大力发展。围绕东北问题，国、共、苏三方的较量争夺非常尖锐，张莘夫惨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之命，携随员牛俊章、徐毓吉、刘元春、张立德、庄公谋、舒士卿等6人，在中长铁路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自长春出发，准备赴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当时的抚顺煤矿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亚洲最大火力发电厂也在抚顺。途经沈阳时，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独自赴抚顺，令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在沈阳时，张莘夫的老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曾警告张莘夫要当心：“你从重庆来，”董文琦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赴抚顺。当日下午，张莘夫不顾危险，乃率技术人员及中长铁路路警共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接收工作进展颇为不顺。在车站即有士兵上前拦截张莘夫一行；抚顺中共人员对接收进行抵制，还将随行警卫缴械；苏方也不对接收工作予以配合。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个人在门外站岗进行监视，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形同囚犯。1月15日，张莘夫设法通知沈阳方面，刚讲到“苏军仅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望设法……”电话就被切断。1月16日晚8时，苏军有关人员会同当地中共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申述抚顺煤矿不能接收，要求张莘夫一行速返沈阳。当夜九点左右，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二石寨站时列车忽停，有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登上车，命令张莘夫和他的同事们下车，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张莘夫遇难时，年仅47岁。
惨案发生后不久，消息就传到沈阳。张莘夫的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接到了抚顺苏军指挥官的电话，苏方通知了中方张莘夫等人被害的消息。董文琦赶到苏军总部，见到了张莘夫的遗体。四十年后他在《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中回忆道：“院子中间停着一辆卡车，里面装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是莘夫。他还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蓝色中山装。他的身体被刺了十八刀。”苏军告诉中方，是当地 不明身份的武装暴徒干的，并表示谴责。
当时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董彦平，直接负责张莘夫一案的对苏交涉事。国民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将矛头直指中共，认为中共是这一惨案的制造者。董文琦在《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中写到张莘夫等被迫离开抚顺之后，共军曾出示一纸公文：“十五个国民党来抚顺矿山，已打死八名，捕获七名。”一月二十六日有关方面收到抚顺国民政府秘密组织暗中调查报告，更证实张莘夫等八人确已被害。其遇害之经过情形如下：一月十六日午后八时三十分左右，苏军军用列车载张委员（即张莘夫）及随员徐毓吉、刘元春、张立德、庄公谋、舒士卿等七人登车（据后日报告，牛俊章在上火车途中即被共军杀害）。共军将张莘夫等十五人，区分为两种，一种系着便衣之政府接收人员，决定予以杀害；另一种为警卫人员，最初亦拟杀害，嗣以彼等原系中长路譥备人员，经考虑后未予执行。）
有苏军军官一人随行，另有抚顺共军公安局长等多人同车，向沈阳出发。上车后即由苏军军官将车门锁闭；午后九时许，车抵抚顺以西第一个站李二石寨车站，突有数十名身着制服自称公安部队者强行登车，将张委员等拉至该处南山乱葬岗上以刺刀刺死。当时张莘夫以悲愤心情言道：「余自九一八事变脱身入关，经过十四年挣扎苦鬪，才得归还故里，不想于归回故里之际，竟得此结果。」另一青年亦慷慨激昂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在沦陷区内苦心研究煤矿技术，日日期待奋勉，以备报效祖国之建设，而今东北光复希望已达，所得结果竟如此，我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开发产业，死而无怨。但愿你们做中国人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冷静的想想，中国今后的命运是在谁的身上？所谓友邦待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十四年亡国的眼睛不会看不清楚这个吧！你们良心要记住……」言犹未已，即被刺倒地，口中尚呼喊「中国人的良心……」不止。路警庄公谋赤手与公安队搏鬫，且曾抢下一枝枪，但卒被刺倒，当时居民皆闻呼叫之声，惨不忍闻。董彦平在回忆录《苏俄据东北》中详细记载了张莘夫一案对苏交涉的细节，交涉过程中，国民政府多次强调肇事方为“八路军”或“非法武装”（注：国民党此时因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故将中共称军队为“非法武装”），并要求苏方负责保护其他接收官员的安全。国民政府沈阳市长董文琦，也认为是中共制造这起惨案，是阴谋嫁祸，以挑拨政府与苏军之关系，并阻碍省市政权之接收。
张莘夫等人遇害的消息在46年二月传开，特别是报纸刊登了张莘夫伤痕累累的遗照后，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抗议活动，要求苏联撤军，调查真相，严惩凶手。2月16日起，重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贵阳、台北等地相继发生反苏示威大游行。大批中国学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高呼口号，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重庆，有将近两万学生抗议这次暗杀，抗议在东北的苏联势力。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 邱吉尔在那年3月5日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苏联这次在东北的恶行证明其居心叵测。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指控矢口否认，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国民政府自导自演了张莘夫惨案，目的是为激起民意反对共产党。1946年2月，为了应对张莘夫遇害事件引发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曾给各中央局、分局发电指示宣传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在这份电文中，中央提出要“反对反动派制造张莘夫惨案”，捏造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导演了张莘夫遇害事件。中共的造谣当然没有人相信，国民政府怎么可能这么残忍的杀害自己肩负重任的接收要员？而且受害者遇难地点是在抚顺，那是苏军和中共控制的地区，根本就没有国府的军政人员。张莘夫乘坐的是苏军军列，有武装护卫，如果遇到武装人员的袭击，肯定会发生战斗，但是中共和苏方始终没有提到过这样的冲突，也拿不出任何相关的证据。这种漏洞百出不合逻辑的谎言中共都说得出口，足见中共的无耻。
1946年7月国民政府在葫芦岛成功抓捕到了据信是直接指挥杀害张莘夫的中共辽东军区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莫广成，对其进行了审讯，并于1948年11月29日将其处死。莫广成供称自己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战胜利那年8月出关，先后驻扎辽阳、抚顺。曾充任排长，后改排为连，即为连长。当张莘夫一行在返回沈阳的途中被拦截扣留后，莫广成在上级的命令下，“将张莘夫等人带至南山坡，命令士兵用刺刀杀死”。莫广成随部队开进到打虎山时带领十余人逃离部队，成为逃兵。几经辗转之后，他最终来到葫芦岛，并在此地被捕。审判中莫广成曾有翻供行为，翻供证词称张莘夫等人“系排长陈桂东受保安旅副司令刘子义命令所杀，自己并没有动手”。当时的报纸对这起案子都作了详细报道。报道中还提到张莘夫遇难时的情境。张莘夫先生遇难时说：“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虽然莫广成翻供不承认自己是凶手。但并没否认是中共军人杀害了张莘夫，事件的矛头仍指向中共，中共是张莘夫惨案的侩子手确凿无疑。
随着时间推移，中共对张莘夫遇害事件上的说辞也有所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了四六年中共中央致各地电文，并在注释中对张莘夫惨案进行了说明，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国煤矿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乘火车由抚顺去沈阳，途径李二石寨车站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过境迁，2002年出版的《彭真年谱》上卷再度提及张莘夫遇害事件时，已改称张莘夫为“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杀害”。此等措辞上的微妙变化，不禁耐人寻味。
近年来相继出版的最新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对此事件，《吴亮平传》（惨案发生时任中共抚顺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有如下记载：当月，国民党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矿业专家张莘夫率7名工程人员到抚顺接收抚顺煤矿，在回沈阳途中被劫杀害。吴亮平在“文革”中曾写过一份材料谈到张莘夫惨案：“12月间，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收。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2月间，东北局（和我）谈话批评了我的错误后，分配我到北满安东地区任党委书记。”吴亮平离任后，饶斌接替了他的岗位。《饶斌传记》这样记述了这段历史：“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我们达成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停战协议。这时以吴亮平任市委书记的抚顺市发生杀死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张莘夫（工程技术人员）事件。东北局和省委认为此事违反党的统战政策，不符合当时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吴亮平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派饶斌任抚顺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饶斌2月就职。吴亮平把杀害张莘夫的责任推卸给了苏军，认为苏军是主谋，中共只是帮凶，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我个人认为，苏军早晚都会从东北撤军，视乎没有必要杀害对方的接受人员，陷自己于外交上的不利局面。苏军军纪败坏，士兵违纪犯罪，酗酒闹事，作奸犯科，奸淫抢劫乃至杀人放火时有发生，但有组织的谋杀国民政府的官员还没有先例。而中共倒是极有可能制造这起惨案，挑拨国府和苏军冲突，阻碍国府接受，搅乱东北局势。当然苏军对张莘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苏军和中共谁是主谋，谁是帮凶，或是共谋，是谁的决定，谁下的命令，相信随着更多的史料解密，最终会水落石出。只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中共和苏方的预料，使苏军和中共在政治上十分被动。在国民政府的的严正交涉、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军加速了从东北撤军的步伐。
张莘夫的孙子在《我的祖父张莘夫》中写道：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孙越崎, 被指派去监督接收东北矿业回归中国的事宜。本来是孙越崎被任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收，但是他说在别的地方有事，不去抚顺，推荐我的祖父代行职责。祖母说孙越崎，我祖父那个没有去抚顺的朋友,他于1949 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多年后，我的父亲(张立纲)告诉我，他又得到了孙越崎的消息：“我来美国在IBM工作后，孙越崎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我下一次来北京他想跟我见个面。我没见他。我拒绝和他见面。”
多年以后孙越琦在和江泽民会面时不无骄傲的表示自己在国民党时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并要求将自己的行为从起义改为参与地下党活动。孙越琦在东北接收时是否与中共有联系？是否知道中共和苏军要加害接收人员的阴谋而事先逃避？这个就不得而知。但对于孙越琦弃友背义的奸猾行为，张莘夫的亲属一直是耿耿于怀，不能原谅的。
由于内战爆发，张莘夫的家乡吉林德惠深陷战火之中，一年之中三易其手，张莘夫无法归葬故乡，葬礼被迫推迟。一年之后，国民政府为张莘夫主持了隆重的葬礼。张莘夫被安葬在沈阳北陵公园，那是满清的皇家园林。葬礼进行时沿途有军队护卫。超过一万人沿路站在街旁，长达数公里，表达他们的敬意，向沉重的紫檀棺材行注目礼。张莘夫被下葬在“神道”旁，神道两边列有皇帝往生御用的朝臣石雕和动物石雕。一小块大理石刻有“张莘夫先生之墓”几个字，这是唯一的墓志铭。
张莘夫遇难后，家人生活在北平。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捐赠基金资助张莘夫先生家人生活。1948年秋，北平岌岌可危。而张夫人还在南京参加国大会议。张夫人去拜访空军周至柔将军，“我的丈夫为国捐躯了，”她说，“我必须把孩子们带出去。”在周至柔的安排下，张莘夫先生的孩子们坐上一架DC-3军用运输机离开北京飞往南京。飞机从一条临时改装作跑道的马路上起飞。那是1948年10月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到台湾后，政府还一直抚恤张家，张的子女一直记得：因为他们是烈士子女，国民政府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还包括买校服的钱。张莘夫夫妇共育有三子二女共五个孩子。次子张立纲在美为著名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