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许良英教授逝世后，纪念文章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篇。作者从亲身交往中见证许良英在探索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许多极为重要的贡献，值得中国关注政治改革的朝野人士参阅。
澳洲画家王旭2012年为许良英作油画像，写出一位科学家、思想家临近生命终点的风貌。
许良英先生辞世，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悲痛、回忆与思索。傅国涌记述许良英年轻时的志向——“他在大学时代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许良英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接连不断的社会动荡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自己的梦想：从职业革命家到成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在传播爱因斯坦思想作出巨大贡献之后，又义无反顾地走向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实践。许良英是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士，他把科学和民主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自己却铁骨铮铮，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他不愧是个“大写的人”，是当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中我最景仰的人物之一。
鄙人有幸在晚年和许良英有过一些交往。下面记述的是其中的片段回忆：
发现毛敌视知识分子的铁证
第一次接近许良英是二○○三年四月，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的七层楼上，按下许家门铃，一个带眼镜的、清矍健旺的老人开门迎接我，他就是我慕名已久的许良英。
其实，那次我去许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找许良英，而是找他的夫人王来棣。不久前，她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文中特别引证毛发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稿，该稿把中国的知识份子划为“反革命”和“半反革命”一类；五十年代出版的《毛选》把这篇文章的有关段落全删除了。我很想看看王来棣的这篇文章，事先和来棣先生进行过联系，得到她的同意来她家取稿。
许先生把我引进客厅入座。清秀文静的来棣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衣裤从里屋走出来，把早已准备好的〈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一文的复印稿给我，并作了简要的介绍：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一九二六年二月号和《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三月号也先后转载，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当时这几个杂志刊登的〈阶级分析〉，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和所有观点都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删去了原稿近一半的篇幅。他所删去的主要是敌视知识份子的观点，也把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全部删去。因此，〈阶级分析〉的《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致使一九二六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恐慌，纷纷写文章质疑和批驳。”
接着，来棣先生把她写这篇文章的有关参考资料也给了我：除了毛原稿影本外，还有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现代评论》周刊〈打到智识阶级〉（作者：宇文）；另一篇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的《一般》（杂志）〈从‘打到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作者：心如）。后面两篇文章中写道：
“去年下半年，猛听到了很大的叫喊：‘打倒智识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的声音一同发出”；
“据说党军所到之的地方，墙上贴有‘打倒智识阶级’的标语……连一向大胆的张奚若先生听了好像都发生了恐慌……”
“一个人仅仅有点智识，断不能就成为他们的罪状。智识阶级的范围渺茫得很。在中国的智识还依然幼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稍专门智识和稍有普通智识的人们，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管账先生和教孩子物理化学的人们，都放在智识阶级里面，这一班人一向都是拿他们筋力和脑力向社会换饭吃的……所以这一班低级的智识阶级是不能打倒，不应该打倒的……”
这些难得的历史资料，证实〈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后，流毒所及，“引起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恐慌”，其中最使人震惊的是：王国维在得知藏书大家叶德辉在长沙被“农会法庭”判刑枪毙后，深深感到忧郁和不安，随后自沉于昆明湖。
我告诉来棣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我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了三十多年。我们资料室有比较完整的《中国青年》的历史档案资料。长期以来，从没有人去关心、翻阅和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稿中的问题。你写这篇文章，还原《阶级分析》一文的本来面目，对研究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贡献。”
写到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一九九八年十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出版“《中国青年》（1923—1998）”光碟版。我读了王乃棣的文章后，特意去查找《中国青年》光碟版的上述文章，发现和一九五一年《毛选》版本一样，一九二六年三月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敌视知识份子的观点、和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在光碟版中也都全部删除了。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是主张专政
我和王来棣反思和议论毛泽东的文章，坐在一旁的许良英按捺不住了。他心直口快，也加入到我们议论的行列。许先生说：
“你们刚才谈到毛的知识份子政策，使我想起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几百人，我比他多几百倍。’当时我只觉得有点奇怪，没有往深处想。现在对照他早年发表的那篇‘阶级分析’文章，还有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毛泽东自命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他暴君心态的自我表白，是他的‘反右’阴谋全面胜利后的一种得意忘形的表演。”
许良英说到这里，似乎有点激动。他停了下来，从椅子上站起，走到桌旁拿起杯子喝水。于是，我接着他的话说：
“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提到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时，在它后面特别加了个括弧和旁注——（秦始皇加斯大林），好像毛泽东敌视知识份子与马克思无关似的。其实，正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成为毛泽东实践的理论根据。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把列宁、斯大林比喻为‘两把刀子’，而毛的专政谋略及其灾难性后果不仅大大超过了秦始皇，也大大超过了列宁和斯大林……”
许先生回到座位上，放下手中的杯子，听我发言，扬起右手对我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排斥民主，这是逆历史的潮流，造成二十世纪人类的大灾难。和对毛泽东的迷信一样，我对马克思的认识觉悟也很晚；回到老家当了二十年多年农民，通读了二十九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对马克思有了一些认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他的革命理论，他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很成问题的，有的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来说，也是完全错误的。”
想不到钱伟长出卖了我们
提到毛泽东的“专政谋略”，我们的话题又从马克思回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当许良英得知我和刘宾雁曾同在团中央工作，是朋友，也是难友时，他情不自禁地谈起一九八六年他和方励之、刘宾雁一同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很感慨地说：
“那个会后来流产了。为什么流产？原因就在于我们三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有钱伟长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谈话，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要召开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大会。赵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小平说，要把这三人立即开除出党。之后，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方、刘、王被开除党籍。按计划，在三人之后还要开除十人，我首当其冲。由于我们决定无限期推迟反右历史讨论会的会期，赵紫阳发了善心，我因此得以幸免。”
我告诉他：“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出卖’你们的人，在反右前夕，我曾经对他做过采访。根据他当时对我的谈话，我发现把他打成右派也是冤枉的：他本来就是个左派嘛。”
初次见面一席话，有着众多的共同语言，我们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快中午了，许先生留我吃饭：那是一顿几乎没有多少油盐的“白菜汤泡饭”。那顿饭，留下了一位高级知识份子简朴生活的难忘印象。临走时，许良英赠我两本书：一部是他的文集《科学·民主·理性》（香港版）；另本是他校译的《爱因斯坦语录》。
在民主思想上的重要辨正
此后，不断收到许先生寄来的资料——主要是他近年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还有他和老友们学术交流的部分信件。从这些资料里，我进一步瞭解到：许良英有着许多不同于常人、独立的、富有理性的见解和思考；特别在民主思想方面，他针对当前许多传统观念和对民主的误读，作了不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许良英认为：
——把Majority decisions译成“少数服从多数”，决不是简单的翻译错误，它反映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民主概念认识的混乱。Majority decisions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直译为“多数决定”或“多数裁定”。但是，“多数决定”原则并不意味着，凡是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少数人都必须服从。少数人仍有保留和申辩个人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因为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科学上更是如此。
——民主的本质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存在国界。所谓“东方特色”（也称“中国特色”——盛注），不过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等级制、世袭制、人身依附关系和人治，它同民主水火不相容。强调“东方特色”，实际上是百年前早已破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的翻版。
——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错误的。“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认为，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这种主张导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的暴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四千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卢梭的“公意”理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转化成“极权主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专政，一九三三年上台的德国“纳粹”党的统治，都属于同一类型。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的“画蛇添足”，并不符合民主制度的原则。民主本身就已包含集中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按字义上是双重的集中，必然对民主产生强加的限制，使民主名存实亡。特别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表明主权不在人民，而在一个居于万民之上的指导者个人或集团，这就谈不上民主。民主不需要有自外于人民的“指导者”。以“人民之主”自居者，要不是神话中的“救世主”，就是历史中的“君王”。
借鉴陈独秀思想历程的教训
许良英的这些闪光思想，给了我很大启示。二○○八年八月，我给许良英去信，支持他和胡绩伟关于“新民主主义”讨论中的观点，如“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完全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统治权的宣传策略；他自己从来没有想真的这样做”，等等。我在信中引用李锐的话：“民主就是民主，并无新旧之分。把民主主义加上一个‘旧’字作状语，再给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补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已经不是民主主义了。”以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否定。可喜的是，胡绩伟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终于接受了许良英的观点。
二○○九年四月，我给许良英送去我的《怀念与思考》一书，并对他关于民主的许多见解表示赞赏。于是，他对我讲了以下一段话：
“我国的民主启蒙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一九一九年，陈独秀以气吞山河的气势高呼：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可一年后，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改口说：‘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这样，这位中国的民主启蒙者又自己亲手扼杀了民主！在经过一番剧烈的折腾之后，陈独秀在离世前两年终于有了自我反思，认识到‘最浅薄的见解，莫过于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用品’。这个反思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但很可惜，陈独秀的反思至今并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许多知识份子和当政者对民主问题的漠视，说明真正的民主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芽、扎根，是多么不容易！这就需要我们去作一些民主重新启蒙的工作。”
此前已获悉，许良英正在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当我问及这本书的进展情况时，许先生很低调地说：“我现在做这件事，已有点力不从心了！”如今，听说这本取名《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书，经过许良英和夫人王来棣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已经完成，这是两位老人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我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许良英不仅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也是民主的践行者。改革开放后，他一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呼吁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做了许多“讲真话，倡正义、维人权”的事。例如：一九八六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一九九二年又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九九四年，他起草〈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一文，在国内得不到发表后，刊发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一九九五年，许良英再一次发起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签名者四十五人（其中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如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二○○六年八月，《纽约时报》以整版报导许良英，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二○○八年四月，美国物理学会颁发许良英“萨哈诺夫奖”；许良英在“获奖感言”中说：“是爱因斯坦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唤醒了我。自那以后，我投身于中国的人权斗争和启蒙事业。我的目标是把践踏人权的独裁专政的中国变成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现代中国。”这年八月，美国总统小布希（W·Bush）在曼谷发表演讲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林肯，另一个是许良英。小布什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为此，许多好心人十分担心许良英的人身安全。当我和许先生聊天时，曾特别提到这件事。许良英不无幽默地对我说：
“我住在高楼，年纪大了，很少下楼出外活动，不会在外面摔跤、闯祸。虽然我的电话经常有人在偷听，每到节日敏感的时期，楼下会有专人为我站岗放哨，不让外面的任何人来接近我。因此，请放心，我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恩格斯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我给许良英写信，请教有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一些问题。我在信中写道：
“关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价，自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除了上述爱因斯坦的观点（即‘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恩格斯）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盛注）之外，有些学者还不同意恩格斯的另一观点——‘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错误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否定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还指出，取消实践中的主体性，仅仅是保持概念的流动性，实际上依然是将辩证法视为一种‘科学’，而取消了辩证法本身的革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律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如此等等。
我对爱因斯坦和自然科学完全是门外汉，不知道上面这些和‘主旋律’完全相背离的观点是否正确？记得您在《自然辩证法．后记》一文中是这样表述你的观点的：
‘经过一百年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践的检验，《自然辩证法》中的某些论点和结论确实是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但是，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和方法依然是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自然辩证法》究竟哪些论点和结论是‘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从一九八七年至今，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在这段漫长求索的路程中，您是否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或者又有许多新的领悟和思索呢？以上这些问题，我想向您求教。”
一个星期后，收到许良英长篇覆信，其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自然辩证法’我已二十多年没有接触了，想不到你对它竟如此感兴趣。
我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后面并无‘《自然辩证法》后记’字样。这篇文章是于光远要我写的，作为他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的一个附录。在经典著作中加上这样一篇由中国人写的文章，历史上似乎无先例，也可见当时于光远对我的信任。我是在故乡当了二十年农民后，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回科学院工作的。那时我虽然已从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但依然崇拜马、恩、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篇文章只是抽象地提出要发展，根本没有想到要批判。”
“一九八六年，为了纪念《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建立三十周年，我写了一篇回忆和评论文章——〈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文章最后部分严厉指出Egels《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始终未见有人公开指出过，而我在一九四○年第一次读到此书时就已发现。一九七七年前后，我曾向于光远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未表态，几天后告诉我，他核查了Egels原文，觉得Egels并没有错，这令我十分失望，因为于光远是学物理出身的，把物理基本知识也忘光了。”
“一九八○年开始，思想逐步开放，主要反映在一九八○年十月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的论文第一部分〈试论科学和民主社会功能〉，其主题思想完全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框架。”
“Marx所传承的Hegl的“辩证法”，在抽象的哲学思辨领域中有助于活跃思想，但在科学研究中毫无用处。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础依然是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逻辑。Ainstein在一九五三年给J.S.Switzer的信中说过：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系统的实验。显然，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
我这里比较详细地摘抄了我和许良英的来往信件，只是想说明许良英这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诚实和公正。
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许良英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治学上，也表现在为人处世之中。
我写过〈走近爱因斯坦故居〉一文，记述二○○六年访问美国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故居的一些见闻经历，自以为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许良英看了这篇文章后，又给我写了封长信说：读我的一些文章，“不时产生共鸣，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对我表示鼓励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走近〉一文中的许多差错。信中说：
“由于我同爱因斯坦结缘已七十多年，而他的故居我也曾于一九八三年造访过，因此怀着强烈兴趣细读这篇文章。完全出乎意外，你所介绍的许多情况与我所瞭解的竟大不相同。我一九六二年到七六年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读过二十来种爱因斯坦传记，自认为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和思想是瞭解的。现把我所瞭解的与你文所介绍的作一对照：”
接着，他一一列举了我的文章在时间、地点和人物各方面的重要错误。例如：
“爱因斯坦一九三三年到美国后的工作单位，不是普林斯顿大学，而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
“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研制原子弹，不是一九三六年，而是一九三九年。制造原子弹的原理‘铀核分裂’，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才发现的。”
“说爱因斯坦晚年‘与儿子女儿在一起居住’，也有问题：一九三六年他的妻子Elsa去世后，他的日常生活由终生秘书Helene Dukes（一九二八年开始任职）料理。一起生活的还有继女Magot，她是Elsa与前夫所生。至于Ainstein的两个儿子，一直跟随他们的母亲Mileva Maric（1919年与Ainstein离婚），再未与Ainstein共同生活过。他们 的长子Hans Albert Ainstein是Berkeley加州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幼子Eduard Ainstein患精神病，长期生活中精神病院中。Ainstein逝世后，故居由Helene Dukas和Margot居住。他们相继于一九八二年后一九八六年逝世。”，
如此等等，使我自愧在行文粗糙之余，深深感受到许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对他充满由衷的敬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爱因斯坦在纽约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的悼词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而可贵地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上正确的，她就会毫不妥协、不屈不挠地走下去。”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许良英先生也是完全适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