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人从小念的是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加工过的《中国近代史》，所以国人对近代史的了解，基本上是扭曲的。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也不能例外。
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青岛由于大清国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国北洋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通知，北洋政府是这样回复的：“......日本政府......爱和平、尊人道之心......足征主持公道，诚表友谊，至为感谢......日本政府既声明并无占领土地之野心......我政府已深信不疑......尤当钦佩......日政府对我纯以诚意相孚，我政府自当竭诚相待，希向日政府声明本国政府声谢日政府真诚友好之意......”
以上这则史料，出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第六卷43页。
不得不说，北洋政府这个反应，有以下需要注意之处：
1、日本出兵中国的山东青岛、攻打德国军队，北洋政府仅仅听信那是出于《日英同盟条约》的促使，在这件事上，北洋政府犯了幼稚病；
2、北洋政府讨厌盘踞在青岛的德国殖民者军队，心理上愿意日本出兵赶走德军，但又不多长个心眼、事先和日本沟通好：报酬是什么？反而竟然天真地认为日本出兵是免费的，这不得不说：是个过失。
果然，日本很快就出兵青岛，并很快就把德军打败并赶走了。赶走了德军之后，北洋政府这时才猛然发现：日军战后竟然盘踞在山东、不肯走！
北洋政府这时才慌了，连连抗议、要求日本撤军。读者在这里需要注意：北洋政府当时在抗议中提出的是：不给日本任何报酬（哪怕是军费也不给）、而要求日本军队从青岛无条件撤军。
这种做法，我们的爱国青年无疑是认为我方是占理的。但是，如果换了你是日本人，你愿意免费干活么？这一点也许值得你深思。
打仗，不但是要花钱、而且是要流血牺牲的。当时的日本，当然不愿意免费干活。于是，1915年，日本政府派了外交官“日置益”来到北京、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众所周知，在这次谈判中，日本提出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
大总统袁世凯在惊慌之余、使出浑身解数和日本谈判，砍掉了七条、最终签署了其中的十四条。统称《民四条约》。于是，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开始移民、经营青岛。
四年之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召开了和会，讨论处置德国等战败国的问题。中国北洋政府派了外交官去参加这个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依据1915年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但是，英、美等大国代表不认同中国的要求，英、美代表的看法是：《民四条约》及其各种附约，是有效条约，谁叫你跟日本签？签了，就是有效的。
直到这时，中国代表在情急之下，才临危抱佛脚式地、提出给日本报酬：中国政府愿意给日本支付（1914年）日军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补偿，但中国希望能收回青岛的主权。可是，无论日本、美国、英国.....没有一个支持中方这个要求的。
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从北京拍发密电给巴黎的中国与会代表：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那么就签（《凡尔赛和约》）吧，算了。
可是，这时，身在北京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得知了这个密电的消息，他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火速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煽动舆论的矛头直指当时北洋政府里以曹汝霖为代表的亲日派高官。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国人把林长民这个举动解读为“爱国”，可是作为当事人的曹汝霖，有不同的看法。曹汝霖在自己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说：林长民和他是老相识，林长民此前有一次找曹汝霖借钱，曹汝霖没有借给他。曹汝霖认为：林长民是借 “爱国” 做工具、实际上是要激起民愤、报复曹汝霖。因为曹汝霖是北洋政府里面出了名的亲日派高官，在北洋时期，相当多的对日妥协的“卖国条约”的洽谈和签署，都少不了曹汝霖的参与（例如：二十一条）。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五四”暴力运动（看中国配图）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被《晨报》的消息激怒了的北京十三所大中专院校共约三千名青年学生，由代表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钟，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 的口号，并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注：此三人都是亲日派国府高官）
依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中的记载，1919年5月4日当天上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海淀区马神庙出发参加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苦口婆心地劝阻同学们。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张国焘这时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 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北大校长控制不了学生。游行的学生，高呼口号，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可是，列强的外交官不太待见这些学生。学生有火发不出，只好调整目标、直奔“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收到游行风声的曹汝霖，十分恐慌，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当街打死，于是他立即飞奔回家躲避，到家门口时，曹汝霖遇到了北洋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问曹汝霖：“你需要我们怎样保护你？”曹汝霖苦笑道：“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怎么保护公民，你问我？我还问你呢！”警察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
曹汝霖苦笑一声、实在是无奈。商量之下，警察只好开始帮忙往曹汝霖住宅的大门上贴封条，意图堵住曹汝霖家门的入口，以抵挡愤怒的示威学生。北洋警察以为：只要往门上贴了政府的封条，游行的学生就不敢撞，否则就是犯法。显然，北洋的警察低估了愤青学生的能量。
很快，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有一个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事后，那丫环疼痛了好些日子。）
这些丧失了人性的学生，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而且端起石头狠砸曹家瘫痪的无辜老人。其丧心病狂之程度，令人发指。说时迟，那时快，愤怒的示威学生猛地冲进赵家楼、四处搜寻曹汝霖，没找到（曹汝霖躲在衣柜里）。
这时候，学生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的家！（即：“火烧赵家楼”事件。笔者注：放火罪，如果依照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可致死）
烟火一起，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倒霉了。学生放的火熏到了他。章宗祥被熏的难受、出于本能、没办法，只好冒死逃了出来。结果，他被学生们误认为是曹汝霖，学生们高喊：“他就是大汉奸曹汝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章宗祥被误认作曹汝霖、遭到了学生们激烈的围殴。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
连人家的脸蛋都还没辨认清楚呢，就动手打人了，这就是愤青的本性。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理智。人一旦失去理智，就与禽兽没有两样。
这个时候，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对行凶的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这群以“反日”为游行口号和宗旨的愤青学生们，竟然不敢对日本人动手！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在一边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北洋的警察们由于有上面“文明对待示威学生”的命令，纷纷扭头不理。
幸好，这时候，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积极分子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北京市警察局局长吴炳湘驱赶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之后，连同曹汝霖一道、到医院去看望被抢救的章宗祥。医生告诉曹汝霖：“章宗祥的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这意味着这群五四运动的学生暴徒们，至少用拳脚或武器打了章宗祥五十六下。章宗祥大难不死，算是命大。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洋国军）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
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段芝贵竟敢出兵镇压学生！妈的，老子我不管了！”
以上史料，出自（台湾版，传记文学出版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95－199页。（笔者注：大陆版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具体相关页数不详，请读者自行翻找）
事后，有部分参与打人、放火的学生被逮捕，包括张国焘在内。（参张国焘《我的回忆》）
对于在北京爆发的这起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全民舆论之下，北洋政府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敢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特权。6月10日，北洋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
但是，学生的暴力游行，尽管迫使了政府不签字，却并没有把日本兵从青岛吓走。日军当然不可能害怕中国的学生，他们在青岛一直驻军了下去、并保持了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
问题一直僵持到两年之后的1921年。
那么，后来是谁救了青岛呢？是美国人救了青岛。
1921年，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于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至此，青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迫使日本归还青岛，并非因为美国害怕五四青年，而是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换言之，青岛的回归，与五四运动无关，它并非出于五四学生的功劳，而归功于北洋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使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策略叫做什么？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叫 “以夷制夷”。
总之，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是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行政官员如有渎职行为，应以司法程序追究，不能施行民间私刑。否则一国法治会被破坏。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旦法律得不到尊重，则任何人的人权（无论官至何级），都将得不到保障，届时将人人自危。
但是，尽管如此，有的“革命家”还不满意、还嫌学生“暴乱”得不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之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孙中山对学生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孙中山这一则煽动学生暴乱的史料，出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67页朱仲华的回忆文章《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
1920年1月某日中午，张国焘带领几个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孙宅拜访孙中山。张国焘一行抱怨孙中山对学生运动不够重视。孙中山不屑地说：“你们学生搞示威游行，有个屁用啊？军阀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将你们搞定！依我看，我给你五百条枪，你们给我拉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过来，一起干，怎么样？” 这段史料，出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可见，孙中山对砸石头、烧房子、打人的五四运动根本不屑一顾，孙中山的主张更加干脆利索：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五四运动的暴力未被及时清算，中国的学生养成了一种 ”打人是对的” 的惯性思维，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继续频频出现国民政府高官被学生殴打的现象，例如：王正廷、蔡元培、陈铭枢.......有心的读者如果找找，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
在后来著名的那场“刘和珍”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们甚至带上了棍棒，学生在游行中的施暴行为，直接导致了北洋军警的开枪和刘和珍的死亡。这个资料出自《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暴力造反”精神，在后来的文革时期，被中国愤青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造成了尸横遍野，冤魂无数的人间惨剧。象五四运动这种暴力行为、非法行径，如果不加以批判，而继续用它来教育青少年学生，则将来你、我、他，所有人的人权，都没有保障。所有人都生活在生命健康被随意剥夺的恐惧当中。
不少愤青说要民主。但一旦要到了民主之后，如果还继续如当年五四青年那样行使民主（例如：砸车、砸店），那么也许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作者冯学荣，近代史研究者，居香港。新作《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已在香港出版。旧作《历史其实很雷人》已在中国大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