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也曾是摄政王
有些人只有等他不在了，才能感觉到他的重要。比如我们总说慈禧这不好那不好，说她丧权辱国，骄奢淫逸，阻碍变法，被外国人打得抱头鼠窜，但是仔细想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依靠着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和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新政），努力延缓清王朝的死亡时间，能做到如此，也算是一时豪杰。就在慈禧死后不到三年，被她如履薄冰维持了40多年的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就被她的继任者——摄政王载沣给败光了。
载沣似乎就是上天派给革命党的礼物，他上任三年表面上励精图治，推行了很多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后世看来，却无一不是为清王朝的覆灭所埋下的伏笔。但如果仅仅用“败家子”来形容载沣，恐怕也不合适。他虽是一个标准的太子党，但他的上位，也并不是完全因为他出身于当时清王朝第一家庭。18岁那年，载沣接受了一项艰巨的外交任务——出访德国，为当年被义和团杀死德国公使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这本是一件屈辱难堪的使命，但载沣却完成的出奇的漂亮。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大清的尊严和朝廷的脸面，还和德国皇帝谈笑风生，水平不知道比当时的那些朝中大臣高到哪里去了。回国后，谈起兄弟在德国时，德国皇帝亲授他的军政大事的经验，也是头头是道，动辄整军备武，要加强皇室对军队的控制云云。
载沣的出现，对于当时那些清朝的死忠粉丝来说，似乎是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希望，世界上有能力又忠于朝廷的太子党，如果载沣不算，那就真没有了。在他们看来，敢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说几句硬气的话、维护了朝廷的脸面的载沣，无疑是能带领他们走向大国崛起的未来领袖。
如果说几句“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带领国家崛起，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属于内贾德的伊朗，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今日朝鲜的。几年后，就是这个曾被人寄予厚望的载沣，愚蠢的一步步葬送了清王朝。载沣并不是一个先天的草包，出使德国的表现比那位不敢当面站起反驳日本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官员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他的愚蠢体现在他和张之洞的一次谈话上。
1909年，清朝最后一位柱臣张之洞死前，曾和载沣关于一位官员的任免有过一次谈话。张之洞说：“老百姓不愿意，恐怕会激起民变啊。”载沣说：“不怕，咱手里有枪。”张之洞长叹一声：“没想到竟然听到了这种亡国之音啊！”
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在辛亥革命前两年。两年，放在历史中看，应该算是革命的前夜。本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候，这位站在风暴中心的统治者还在自信满满手中有枪，心里不慌。可见，当政者经常比我们想象的要迟钝和愚蠢，他们不知道时光不等人，两年也足以翻天覆地。载沣的愚蠢，就在于他过分迷信武力。
从表面上看，载沣对武力的迷信也是很有道理的。庚子国难之后，清王朝加快了军事改革的步伐，淘汰了所有的旧练勇，重新在各省都训练了新军，全部以西法训练，全部西式装备。这些军队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十分牛逼，而且貌似名义上都是忠于中央的。虽然袁世凯当年的北洋军可能不那么保险，但一来袁世凯已经削掉了兵权，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也都还在忠心耿耿的为清朝卖命，二来，北洋军也不过占全国兵力的1/3，大部分新军还是掌握在中央手里的。而且，新任命的军事官员，都是清一色的满清贵族。有这样的军队在我手上，只要洋人不打过来，国内的屁民，谁敢反抗？
但是，历史就是很爱开玩笑。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部队就是来自于他信心满满的湖北新军，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各省都一枪未放的宣布独立，载沣傲娇的“有兵在”的宣言，怎么看都像是个笑话。整个清王朝的覆灭过程是很平和的，仅仅在武汉地区爆发了几次战斗。朝廷辛辛苦苦斥巨资练成的新军，没为保卫天朝放上几枪，就全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历朝历代的末世统治者都觉得我手里有枪，就压迫你老百姓了能怎么着？谁都觉得自己怎么看都不像亡国之君。但是，他们都没有想过，一切王朝的崩溃之时，从账面上看，反对派的力量从来都远远小于统治者的力量。如果纯粹迷信“有兵在”，那么中国到现在都应该是秦朝呢。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是怎样的实力对比？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民间想找把武器都难。而秦朝军队呢，不仅有百万之众，而且还是刚刚扫平六国，北击匈奴的虎狼之师。一切认为凭借手里有枪就能胡作非为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统治者都是蠢不可言的。
中国的历史更替是怎样一个过程？说起来还是很规律的。从秦朝以降两千年，每到王朝末年，从上到下的官员必然严重腐败（由于集权体制下缺乏制度的监督，这种腐败乃至越来越腐败的现象是每朝每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不可避免的），腐败就要盘剥民众，越来越腐败就会盘剥的越来越厉害，而且腐败会带来不公，不公的最大受害者又会是民众，这样，当有一天某地受灾了，腐败的官员依然在盘剥民众，或者长久的剥削让民众实在活不下去了，达到“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时候，民众就起来造反了，这就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值得说的是，中国的古代史被称为一次次农民战争的轮回，然而中国的农民起义虽多，且几乎每个王朝的灭亡都是自农民起义开始，但真正从农民起义起家最后坐上皇位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王朝的更迭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瓦解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农民起义主要作用在瓦解了旧王朝，而在造成中央政府权威受损，天下大乱之后，农民起义就会被借乱世兴起的地方实力派所剪灭，成为新王朝建立的炮灰。建立新王朝的过程已经无关于反抗暴政和腐败了，就是纯粹的野心家争夺天下。农民起义是瓦解旧王朝的原动力，而农民起义的根源又在于旧王朝的腐败与不公。这就是封闭历史环境下的王朝更迭。
随着文明的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不可能再各自封闭发展的时候，王朝末年的腐败就已经不仅仅是官逼民反了。因为有对比，制度上的落后与先进就会有了区分。腐败的朝廷就被另一个不那么腐败的政府所侵略，会丧权辱国。这时候，有知识的精英阶层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战败了，甚至连日本都打不过？因为那些国家船坚炮利又政治廉洁。为什么别的国家船坚炮利又政治廉洁？因为他们经济开放，崇尚科学，政治民主，法制完善。他们会发现，落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落后，这种落后的制度，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禁锢人的思想，阻碍科技的进步，还导致腐败严重，所以北洋水师虽然貌似强大，仓库里却是没有弹药的，上行下效，官兵也必然是腐败透顶，疏于训练的，于是，战败是必然的。
这种思考越来越多，就会形成所谓的革命思潮，而只要落后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比较开放的新军里传播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当载沣逆历史潮流而动，在预备立宪期满后悍然推出了皇族内阁，反而让革命思潮的传播更加畅通，立宪派也对清朝的自我改革丧失了信心，于是在武昌起义成功后，那些拿着清朝工资的立宪派咨议员大多加入了湖北军政府，这些人对局势的稳定和民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911年前后，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当然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是偶然的，不在1911，就会在1912，不在武汉，就会在成都。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腐败的政府，落后的制度难以为继，必然会崩溃，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大势，无论你有多少兵，多少皇族都不可阻挡。搞笑的是，在清朝崩溃的时刻，满清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有誓死捍卫他们革命先烈打下来的江山，卷着贪污的钱跑到租界里当寓公的人倒是不少。他们自家的江山对他们个人的归属感尚且不如现实的利益来的大，何况那些原本就是为了现实利益而投机加入一个组织的一些高官？所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的意志，更多的都是狐假虎威的噱头，因为团体意志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意志，只有个人的利益完全的依附于团体之时，团体的意志才能完全操纵人的意志。而如果个人的利益可以不完全依附于团体而得到一定的保障，人就会去权衡收益和风险了。比如，如果你卷了钱跑出去做寓公，至少下半辈子无忧，但如果你站出来镇压革命，效忠朝廷，你可能会接受审判。这时候有多少人会为了团体的利益，而甘愿个人承担风险？就像苏联解体时那么多既得利益者没人敢站出来镇压反革命，清朝那些自带干粮的遗老遗少也没有多少以身殉国誓死捍卫大清江山的。他们大概觉得那会是“革命低潮”吧，要积蓄力量以图将来。毛主席闹革命还闹了28年呢。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是写到日记里，五毛“爱国”不殉国，只是嘴巴上喊喊。这都是有传统的。
后世讲起这段历史，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的嘲笑载沣愚蠢。但是，不要忘了，载沣也曾是摄政王，他在王位上的时候，社会上也会流传着他各种英明神武的传说，他所作的一切，也都会被解读为在下一盘大棋。在清朝覆灭前，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会这么蠢？有多少人会看出他所作的举措都是在为清朝的覆灭埋下炸弹？有多少人会相信他淡定的“有兵在”会是一个笑话？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站在历史的下游去讥讽前人是很容易的，那时每个人都似乎拥有了一双穿透历史的双眼可以做事后诸葛亮。在历史发生之时看到他的本质，预见到历史的潮流，才是真正的深邃。如果你仅仅因为一个人身居高位，就觉得他一定伟大光荣正确，就一定英明神武，一定深思熟虑，一定不会做蠢事，那么不妨想想载沣，想想当年，载沣也曾是摄政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