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牧牛图》(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作为“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的还有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政领导、系主任、教授和个别的学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岁，正是他的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那个年龄。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图》、《钟山风雨起苍黄》、《万山红遍》等，还有他写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辈艺术家的名言，从事艺术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于寂寞。李可染屡次以此教育学生，很多人从这里受到教益。
房子被别人占住，剩下不到一半，被占去的四间房子里的东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厨房里，书则堆进了过道，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为李家做饭的王大娘气不过这些黑白颠倒的事，几次要去揭大字报，都被邹佩珠劝止，生怕因此连累了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当时李家和全国千万个家庭一样生活艰苦，有时一天只有几角钱的伙食费，但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把饭做好，维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后来极少向人谈及他在那黑白颠倒岁月中的经历。只是当时曾经与他一同患难的人们在回忆文章中讲到他一鳞半爪的情况。他在“学习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开饭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无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时，他为“专案组”中有像梁乐山这样暗中保护他的学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尽所能地暗中保护、照顾比自己更弱的人。当时，有个美术史系的学生万青力和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关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两层的木床上。万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刚过60岁，他动作迟缓，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几天，没说过什么话，只是有时见人微微一笑，神情宽厚慈祥。关进牛棚的人彼此之间是禁止说话的，还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扫校园、洗厕所以外，就是写认罪交待材料。写那玩意儿，是再苦不过的事。屋子中间，是小课桌拼成的台子，写交待时几个人就围坐在台子旁边。李可染写字慢极了，短短的一横，好像要拉半分钟，圆珠笔在纸上走不动的样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页纸，两三行(许多年后，李可染告诉万青力说，当年他是在“练字”呢)。有一次，万青力实在写不下去，就在纸上画了三百二十四个方格，涂黑点，画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围棋玩。正玩得聚精会神，忽然，李可染身体向万青力靠过来，用左胳膊肘压在万青力画的棋盘上。万青力猛一抬头，见两名看守正好迈进门槛，便慌忙把纸藏了起来。晚上睡觉前，万青力爬上床，低声对李可染说：“多亏您……”李可染伸出一个手指头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后来万青力被转移到别的房间，收拾行李时，李可染和吴作人分别把两个小纸包塞在他的口袋里。万青力搬到别的房间以后，还是睡上床。睡觉之前，他打开那两个纸包，吴作人给他的纸包里是5块饼干，李可染给他的纸包里也是5块饼干。万青力只觉得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李可染一生在艺术上有胆有识，做人则忠厚诚朴，清白磊落，没有什么把柄可抓。1968年，他和版画家古元一起，最早被“解放”。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饭店作画，但画出的画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被请去补上了署名。
1970年的4、5月间，李可染和许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夫人邹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后，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一干就是10年。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女儿李珠自幼喜欢画画，文革中插队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后来分配到泾原县当小学教师。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们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帮他们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抓紧时间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李庚也去过丹江口，帮父亲用石头垒起了猪圈。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前的半年，李可染奉调回京。李可染回北京时已是64岁的老人了，由于有家难归，他暂住民族饭店的招待所，直到1973年7月，才迁入三里河住处。
清漓天下景
1973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刊出旅美学者赵浩生采访李可染、吴作人的录音记录《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1972年赵浩生到北京住在民族饭店，见到正在这里作画的李可染，赵浩生平素即仰慕李可染、吴作人，有此机遇，在征得外交部同意后，便采访了李、吴二人，当时在场的还有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赵浩生问李可染为什么选齐白石为师?李可染说齐白石是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者，我们中年一代的画家如不向齐白石学习，就犯了历史错误，谈话中，吴作人、李可染评价齐白石“是非分明”，“意志非常坚强”，“艺术上的修养非常深”。但这些大实话却触怒了“四人帮”。
早在1964年，江青就说：齐白石的画，她已注意了好几年，“那是什么画!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画册，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是什么人!”她骂齐白石是“守财奴”。康生也说：“齐白石的画有什么了不起!”李可染也许是无意中批了“四人帮”的逆鳞，但的确也是他实在不能容忍那种颠倒黑白的做法，大实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结果，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李可染又因“一股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公开进行反攻倒算”的罪名，在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界遭到批判。继而在1974年2至4月的“黑画展览”上，李可染和他的学生黄润华、张凭等的作品都受到冲击，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黄永玉、宗其香、李苦禅、李斛、黄胄等共18位画家。他们为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单位创作的一批布置画，被说成是“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和“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李可染被展出示众的是为民族饭店画的一幅《漓江山水》，画面上万山重叠中，无数船只溯流而进，除了逆光造成的山石之“黑”之外，带着任何政治成见也不可能从画上见出“十分露骨”的“反动倾向”。当时，几处重要的国事或接待外宾的场合都悬挂着李可染相同题材的作品，美院有的师生看了“黑画”展，私下议论说：“这些画要批，也要学。”不少美术爱好者去看，是为了从禁锢中钻出来一睹传统艺术的丰采。李可染无法理解这些事情背后隐含的政治斗争，他主要是从艺术上不服气这种无理批判。当时在美院中国画系执教的刘勃舒后来说：“李先生对批黑画不服气，说‘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拿出他的速写本给我们看。大家看了非常吃惊。”原来李可染一直坚持画速写、素描，以不断深入对造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他画中的形象都是将生活的矿石千锤百炼后获得的。
1976年，李可染又为日本华侨总会创作了大幅的《漓江》和《井冈山》。巨幅画是这一时期李可染创作历程上的重要发展。但是，在当时，画家思想的羽翼被捆绑着，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受到种种限制，动辄得咎，因此每幅画都画得十分吃力，十分拘谨。李可染对于自己70年代中的许多作品是不满意的，画面刻板、意境经营不足、个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这些情况与他一贯的艺术追求是相悖离的。
“酱当体”
“文革”期间，李可染不能出门去外地，便到香山、潭柘寺、十三陵、颐和园等地画速写。连家门也不能出时，就对着朋友帮他找来的年历、画报上的风景照片画，研究自然变化规律。有人记得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在香山卧佛寺见到李可染坐在马扎上，用一支小铅笔头在小本子上画路旁的塔松。他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速写本，画的速写非常严谨、认真、有功力，而且目的性很强。有的专门画山光的变化，有的专门画人、画松，有的专门画小木船的各种动态，成百上千，一连数十页。他还有些从未公开展出过的水墨山图、云图，都是研究性质的。
在不能自由作画的难熬岁月里，李可染一直没有放下笔，不能作画便练字，连毛笔也不能用时，便用圆珠笔在写交待材料时练笔力，为的是不使手生疏了。为了使字体更沉雄浑健，他反复揣摩研习汉隶北碑，一度执著地练写“酱当体”。所谓“酱当体”是他自己给起的名字，指的是从前酱园、当铺招牌上那种为了避免字体柔媚流滑而不惜矫枉过正，极为生拙、死板的字体。
1974年7月间，由于精神遭受重压，李可染的高血压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了，和家人谈事情只能用笔写。幸亏老朋友、中医魏龙骧帮他治好了病。魏大夫在详细了解了他发病过程之后，很有把握地对李可染说：“只要你相信我，半年之后叫你说话，以后还能让你上台，能作报告。”服魏大夫给开的药，李可染果真在半年时间内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手仍不灵便。于是他就每日不停地在毛边纸上练字，正面写满了再写反面，写完字又练习画横线、竖线，直到把一张张纸都画黑了才罢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苦练终于使李可染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他晚年独具特色的李可染书体。
很多人在受到挫折之后，整个精神往往会随之萎缩，再也恢复不了元气。李可染是一个处事谨慎的人，对某些问题有时还显得挺胆小，但在艺术上他却表现出过人的胆魄和坚韧的意志。在逆境之中，他能够冷静地把握自己，在荆棘之中独辟蹊径。
“文革”后期的一天，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远远看见了他便下了自行车，她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天快亮了”这几个字拨开了李可染心中的阴云，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人们在互相戒备中生存的年代里，听到对自己信任理解的话语，这比雪里送炭还感温暖，柯岩的话使李可染深为感激。柯岩与李可染也因此成为患难之交。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