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的新一任政府把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锁定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上。在2012年12月的一次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
在今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处于关键时期”。
什么是城镇化？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百姓搬进城里住。目前，我们的城镇化率存在争议，中国社科院在2012年10月发布的《城市蓝皮书》里说，我们的城市化率有51.27%，也就是说有6.91亿城镇人口。
坦白讲，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里讲过，我认为这里面至少有1.5亿人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城镇里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缺少社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因此，我倒觉得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提出的40%城镇率是可信的。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想达到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至少还要让5亿多人口真正住进城市里。而且，很显然，我们目前的城镇从住房到基建都是不足的。所以城镇化也意味着大建设。
各位有没有觉得“大建设”很耳熟？是不是马上联想起了我们的“四万亿投资”？我在过去不止一次的对这个“四万亿投资”提出过质疑，因为它仅在债务这一个问题上，就拖垮了曾经的铁道部，并且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当然，总理反复提出的“依靠城镇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我并不反对，因为短期内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提振我们的经济。但是我认为我也有必要提醒我们的政府，不要忘记“四万亿投资”留给我们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来自于曾经的铁道部，它觉得有政府作保，竟然决定一口气把“四万亿投资”里拨给它的1.2万亿一下子全投资下去。最终导致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实际造价达到2.4万亿。铁道部自己拿不出钱，就向政府耍赖要拨款，还向银行借贷。
第二个教训来自我们的地方债，惨痛程度绝对超过铁道部，甚至是水深火热的欧洲。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披露，2010年6月的时候，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是7.66万亿。
但是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用抽样调查和估算的方法估测出了更可怕的数字，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5万亿元。
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今年博鳌论坛上的说法间接印证了贾康的调查结果，他说我们的地方债现在有20万亿的水平。告诉各位，这相当于我们2012年全年GDP的38.5%。
这么看来，好像和欧洲、日本100-200%的高比例比差远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四万亿投资”“欠下”的这些债，也让我们的地方政府背的喘不过气来。
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4万亿地方债务到期。可是地方政府只拿得出1万亿，我们的银行只好对剩下的3万亿进行展期，也就是同意让地方政府推迟还款。为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没钱还，而且连借新还旧都做不到了。
第三个教训来自“四万亿投资”受益板块。2009年前后，有色金属、钢铁、基建等板块因为“四万亿投资”的利好消息带动，行情扶摇直上，但结果是在风头过去后，铜价如坐跳楼机、国内钢铁厂停产、钢铁贸易商库存滞销、股民高买低卖，几乎所有参与这场所谓的盛宴的人都被套牢了。
这些就是“四万亿投资”过后，给我们经济留下的满目疮痍。现在我们在背负着这些旧债的同时，还要透过“城镇化”这个新的投资名目提振经济，就如同如履薄冰，在解决掉铁道部这个毒瘤之后，必须对地方债慎之又慎，防止其积重难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