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左一)于甘肃民兵比武大会上（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江隆基，男，1905年生，兰州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1966年6月初开始遭到“斗争”，6月25日自杀，时年61岁。笔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人印发的关于该校文革发展的材料，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大学领导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当典型。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一系列的会议之后，江隆基被中共甘肃省委确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这样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后来和妻子李敬仪一起被打死的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请看他们的条目），也是这样。
1966年5月10日，兰州大学召开“声讨邓拓、吴晗、田汉、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江隆基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校中贴出大批大字报，召开大量“声讨会”。5月25日，中共兰州大学党委决定全校停课。在6月4日“工作组”开进学校以前，兰州大学已经贴出了两万五千多张大字报，主要矛头，指向学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就是江隆基领导的文革初期阶段。这时候他也许还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指示下广播北京大学的一张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随即，工作组被派到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北大领导班子。中共甘肃省委在6月4日向该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与时间都是一致的。
工作组进入大学后，原来的大学领导就“靠边站”（这是当时的用语）了。6月6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作“动员报告”，江隆基在同一会上代表中共兰大党委检查了他们领导前段运动的“右倾错误”。
紧接着，工作组组织学生等用开会和贴大字报等方式“揭发”和攻击原来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问题，从领导文革“右倾”，进一步变成了“斗争”对象。
从一份兰州大学在1966年11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1966年6月在兰州大学贴出的攻击江隆基的大字报的标题有：“我校领导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剥开教育专家江隆基的画皮”，“控诉江隆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到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升级，以及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实质内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这一天共“揪斗”了70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
在北京大学，是在6月18日，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当时在北京领导运动的刘少奇写了一个“批示”发到各级党委，要求制止这种“乱斗”。这个批示后来被当作刘少奇“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罪状，对这个批件的否定，则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校园暴力。其实，在当时，刘少奇在当时就不是一个认真有力的对暴力行为的制止。中共甘肃省委收到了刘少奇的批示，显然并没有理解为要“压制”暴力迫害。
6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江隆基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江隆基死后，7月11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其机关报《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江隆基“罪行”的报道一篇社论，算是对江隆基的最后结论。
导致江隆基自杀的原因非常明显，一方面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是上级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定性处理。在兰州大学，仅仅从1966年6月到8月，还有6个人被“批斗”而自杀身亡，１4人自杀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终身残废。
江隆基死于红卫兵运动开始之前。虽然在“斗争会”上侮辱折磨他的是主要是一些学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时候，文革运动仍然是在中共各层组织的严密控制和有效管理之下进行的。所谓“群众斗争”，实际上是他的上级组织和毛泽东的文革指令和理论指导的结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对江隆基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级：中共西北局和甘肃省委。
江隆基自杀三个月后，1966年9月，领导了对江隆基的“斗争”的中共甘肃委领导人汪锋等人，也被“揪出来”了，也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斗争”。文革的打击对象，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指挥“斗争”别人的人，也落入了被“斗争”的陷阱。这不是什么好笑的故事，这显示了文革的残酷和野蛮。更重要的是，这样不讲道理的混乱的上层权力人物的争斗，给下面的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甚于给他们自己。
1978年1月26日，中共甘肃省委给江隆基“平反”，这是在毛泽东死去一年半之后，也是江隆基死去12年半之后。那时候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刚刚开始不久。
二，江隆基对另一名受难者命运的责任
“纪念园”中有另一名受难者顾文选，江隆基对顾文选的悲惨遭遇，负有责任。他们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关系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运，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资深共产党人，高级干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江隆基就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在北京大学，他领导了“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以及“反右派运动”，直到1959年1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
顾文选是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学生之一。据记载：
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7页）
笔者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找到了顾文选在那天会上的讲话稿。他说的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在家乡杭州，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实相当有分寸。江隆基当天晚上，就对顾文选加以谴责和警告，显然是没有查证过顾文选所讲是事实还是捏造，而且他不认为需要查证这是否事实。
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北大当局划为“右派份子”并被判刑五年。刑期满了以后，也仍然不能离开劳改农场。他试图逃出中国，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尽管顾文选最初的厄运是由于他被江隆基划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却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们二人的命运的交织，体现了文革的宽广的打击面和残忍的性质。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定为“右派份子”。这人数超过了当时北京大学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589名是学生。他们此后都受到长期的精神的和物质方面的摧残，有的人后来也像顾文选一样被枪毙。22年后他们才获得“改正”，但是从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学的这七百多个“右派分子”中，有526名是江隆基领导下整出来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级认为力度不够。派了陆平来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调任前，周恩来曾经约见陆平谈话。陆平比江隆基更为严厉地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又增加划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达到了716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文革开始。（这里的数据来自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制定“反右派运动”的理论和领导全国的整个运动过程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但是，也是经过江隆基这样的人物的手来具体实行的。江隆基曾经代表中共领导了中国的两所大型综合性大学17年。这17年中，他和其他与他身份类似的大学领导人作的，不仅仅是迫害了大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轻学生，而且还对原有的大学体制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来，大学只是教育机构，不是法律机构，大学对人最大的处罚只是开除学生或者教员。大学当局有权依凭学生教员的思想和言论，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如“右派分子”并实行长期的系统化的迫害，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继任者陆平，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者。这种镇压和迫害学生的大学体制，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希望建立的吗？这曾经是他们的革命吗？如果不是，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出声反对？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使得他们的形象十分暧昧和缺少诚挚。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等589个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发问的还有，当江隆基在文革的恶浪兴起之时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顾文选那样的526名“右派分子”？
希望他当年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能预见可能发生“反右”和文革这样残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理想和战斗目标；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不是仅仅因为作了这场残酷“革命”的失败者和失意者，而是对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本身感到绝望。
三，董怀允在文革中的遭遇
董怀允，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系教学秘书。1966年6月后遭到大字报攻击并被划入“有问题的人”类别中“劳动改造”。董怀允在1967年7月28日上吊自杀。当时年龄40岁左右。
董怀允在1966年6月中就成了“有问题”的人。那是因为在1964年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受到攻击，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后翻过来了，他很高兴了一阵。到了文革又翻了过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复被说成是“1965年发生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社论）。这样，董怀允又成为“有问题”的人。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所谓“黑帮”的暴力性攻击。董怀允目睹了殴打、罚跪与戴高帽子等等行为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董怀允的家在城里，他在北大单身宿舍有一个床位。
1966年7月初，领导北大文革的工作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数学力学系成立“文革委员会”的时候，工作组不准董怀允参加会议。他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被编为一组，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当时和他一起被编入“另类”一起在食堂劳动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荪老师。丁石荪在19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校长。
1966年7月26日晚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
1966年7月28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毛泽东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一个星期之后，北大英语教授吴兴华就在“劳改”中被强迫喝了有化学品的污水而当天死亡，44岁。吴兴华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实他是自杀，为了“对抗文革”。
北大数学力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是著名数学家。他动过癌症手术，而且高度近视。他被强迫抠干净厕所墙上的尿碱，他得几乎把脸贴在墙上面，才能看清楚。
在1968年，北大数学力学系还有三名教员遭到迫害而自杀，还有一位教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四，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学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死亡时期为顺序，排列如下：
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7月6日
陈传纲，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66年7月
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8月2日
李敬仪，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兼党委副书记1966年8月3日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24日
言慧珠，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年9月11日
陈序经，南开大学副校长1966年
岑家梧，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1966年
韩克树，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1967年
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67年
赵明新，中科院华东分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7年1月
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7年1月23日
田辛，华东化工学院党委代理书记1967年8月2日
孙泱，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7年10月30日
向隅，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68年
王建中，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1968年
唐麟，湖南大学副校长1968年2月18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8年3月28日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8年5月25日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8年7月27日
蒋梯云，同济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常委1968年7月27日
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1968年11月2日
翦伯赞，北京大学副校长1968年12月18日
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1968年
李秋野，北京外贸学院院长1968年
张敬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0年6月7日
王颂咸，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1972
李劫夫，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76年12月17日
附记：1966年夏秋之后，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北师大等单位均出现过大量的高级知识份子自杀群，仅北京大学就有包括汪签、董怀允等人在内的24名教授和讲师被逼自杀身亡，名不尽录。
文革前实行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共党委书记是大学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担任。副校长和中共党委副书记也常常是兼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得到学校的领导职位，首先是由他们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统称为“大学领导人”。
他们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当一致：1966年6月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的上级黨委定为“黑帮份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停职或者撤职，并且遭到大会“揭发”和“批判”。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之后，他们遭到红卫兵學生的暴力攻击，被殴打，被剃头，被游街，被关押，在校园里被“斗争”和“劳改”。这种野蛮残酷的迫害继续了三年。他们就在这过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间，或者被“斗争”死，或者在遭到野蛮“斗争”以后自杀，也可能在关押中被折磨殴打而死却又被宣告是“自杀”。以上26人名单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长期关押和折磨后在1970年死亡的，其余全部死亡于1966－1968年间。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发生的这种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发动的文革导致的，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领导班子领导的结果。
笔者个人所作的调查，涉及面有限，然而，仅仅在有限的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就发现了这一長名单。而且，这个名单没有包括被殴打成残废或重病的人。这张死亡名单表明了大学负责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也可以从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杀戮。实际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斗争”和进过“牛鬼蛇神”队，都曾经被关押禁闭，都遭到肉体的和心理的虐待与折磨。笔者沒有發現有学校例外。
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里有文化讲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却使中国的大学变成大规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发生地。从社會變動的角度来看，大学在文革中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即校园暴力迫害的大规模发生和发展，是“文革”在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据笔者的调查，文革中，暴力性“斗争会”（即用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园“劳改队”和校園监狱（即后来被俗称为“牛棚”的），都在大学裏最先开始大规模发生并且发展起来的。这些迫害手段流传全国，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学领导人，则是校园暴力的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之一。
在文革中，大学领导人是最早被“揪出来”并且最早遭到“斗争”的一类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杂文”是当局通过报纸杂志“批判”的，中共高层干部“彭罗陆杨”是在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被宣布免职然后被监禁的。文革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个人写的一张“大字报”之后。
北京大学七个人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共党委副书记。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北京大学的当权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这张大字报把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学校全面停课。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的做法，猛然改变了文革的激烈程度。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的陆平和彭佩云是最先被“揪”出来的大学领导人。十天之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宣布校长蒋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停职”。全国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各省的共产党党报都报道了有关消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批判斗争”，还由中央级报纸作了全国性报道。
在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很多人还是不敢反对本校的领导人。但是“工作组”进校，宣布原学校领导人“靠边站”或者“停职反省”，校园里的情况立即就彻底变了。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成为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一些知名作家学者和最高权力圈子中的失势者。充当文革的攻击手的，也不再仅仅是少数写“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还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学生。
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工作组”还召开大会，“批斗”原校领导。大会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往身上贴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推人，打人，揪头发，种种暴力现象发生。有相当一些人以这种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到清华大学领导文革运动。这是对“工作组”的权威性的强化。显然，没有她这样的高层权力人物指挥，学校里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蒋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时候的蒋南翔，不但有那么高级的职务，而且，他代表共产党在教育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大，是其他社会制度里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权力绝不允许学生和教员挑战和质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蒋南翔立即成了阶下囚。蒋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员和部下，经过短短时间的对上级意图的观望和揣测，了解到中央意图后，都立刻转向，站到攻击他的这一面来。
“工作组”的做法是，把大学的原有领导当作“反动堡垒”“打倒”，不管那些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也从来不曾反对过上级党委的方针路线。但是，工作组不同意对被“打倒”的文革运动对象施加大规模的暴力虐待，同时，他们强调“斗争”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
北京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3日上报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