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55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对55万（后来解密的数目是317万）知识份子的迫害。错了！
“反”出来的右派分子中，高学历、高智商、高才能和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本就为数不多，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农民或“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他们粗通文墨，头脑简单，轻信了“帮助党整”的鬼话，跟随秀才们发了一些出自肺腑的“谬论”，而被视为一丘之貉，列为右派分子。相比之下，他们比动口不动手的秀才更可怕，是历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主力军。毛泽东也是依赖这些主力军以“革命”的名誉成为九五之尊的，焉知别人日后不会以“××”的名誉把他从龙椅上赶下来？为了江山永固，万古长存，务必斩草除根，一反到底，以绝后患。期间，邓小平亲赴各地视察，听取汇报，对反出来的数量嫌其太少，批评为‘飘汤油’，指示‘往深处捞！’于是乎，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一字不识的文盲也被“反”了出来，但统统称为‘右派分子’，乱哄哄头发胡子一把抓，显然不妥，于是把这一拨人改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此亦即55万与317万的由来。斯时，全国人口4.5亿，317万还是九牛一毛。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建国初期，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但嗜斗、嗜杀又多猜疑的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披露，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如是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1947年11月30日给斯达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东风’，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铁的事实无可争辩：自此之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纷纷收容进了各级政协，再经‘文革’磨砺，逐步成长为懂事听话，百依百顺的乖孩子。八个孩子虽非嫡出，却也锦衣玉食，香车宝马；虽不当家，却也安富尊荣，心满意足，无不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再无‘谬论’流毒于世。
317万之众竟然不期而然，不谋而合，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焉能不龙颜大怒，必欲一网打尽！317万之众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意外收获。他不嫌其多，惟恐其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打驴吓马，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管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右派分子们的家庭也随之‘覆巢无完卵’，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在此后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残酷岁月里，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施暴者无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受害者无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妻子朱梅馥与丈夫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年仅19岁的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纲针、安眠药自杀；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成疯婆子，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事例车载斗量，不胜枚举。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三倍。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右运动，搬开了一党专政的‘绊脚石’，耙通了集权专制的‘稀柿洞’，蹿入到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清除干净党内派系斗争的政敌，罢黜百家，独尊毛术，伟大领袖的个人权威登峰造极，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他虽然没有活到一万岁就恶贯满盈去见马克思，可他亲手缔造的集权专制制度，亲身示范的骄奢淫逸生活，亲口赞许的‘无法无天’，却是当今各级官员怵目惊心的腐败源头，用书靣语言说是‘上行下效’，用鲁迅的话说是‘和尚动得，阿Ｑ也动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大梁不正二梁歪，三梁四梁倒下来’，遂致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有如一缸麻辣酱打翻在地，难以收拾！
一场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和伦理道德，芸芸众生，被毛泽东锻造成没了心肝肺腑，没了独立思维和独立见解，看风使舵，谄谀取容，逆来顺受，摇尾乞怜的奴才。在各种大义灭亲的阶级斗争中，亲友攻讦，兄弟相煎，父子为敌，夫妻火拼……的种种丑态恶行，被褒为‘立场坚定，爱恨分明’而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一场反右运动，炎黄子孙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以装聋作哑为护身符，以歌功颂德为保险箱。运动中，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互相防范戒备，谈笑有遮拦，往来无知己，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一场反右运动，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启开了别具‘特色’的潘朵拉魔盒，假言假语、假情假意、假历史、假政绩、假新闻、假学历、假文凭、假农药、假籽种，假商品……以及各种各样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食品，如江河决堤，氾滥成灾；如满天沙尘，防不胜防。
一场反右运动，开创了当代中国践踏民主，蹂躏人权的新纪元，延伸到毛泽东死前的文革，除了他的几个亲信，全国上下大小官员都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名，无须任何法律程式和道德约束，进行惨绝人寰的捆绑吊打，抄家游街，关进牛棚，投入牢狱……。延伸到他死后的‘六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冠以‘动乱’罪名用坦克、机枪血洗清场……。
一场反右运动，因广开言路而招致317万之众不谋而合，不期而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地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诬蔑’、‘反对’，给予毛泽东深刻的教训：牢牢掌握笔杆子，比之牢牢掌握枪杆子更为重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谬论，什么都‘由之’，势必对他老人家铸造的铁桶江山构成威胁，贻害无穷，绝对‘由之’不得。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维自由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绝对照搬不得。于是乎，55年来，他的子民只能在外椁内棺中，聆听统一口径的广播，恭读审定核准的书报，观赏歌功颂德的节目，登陆层层过虑的网络……既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思之’。
一场反右运动，导致官场风气的败坏和官员精神靣貌的嬗变。317万右派分子中的公职人员，绝大部份是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领导的批评和建议，但凡逆耳之言，无一不视为‘谬论’而被分析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自此之后，他们深切认识到：领导就是主宰下属命运的上帝和天使，对任何一级领导，都不能轻慢亵渎，都只能百般巴结讨好，万万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抵触顶撞。深切窥察到：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实际上是雷打不动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局长是科长的主子，科长是科员的主子。反之，科员是科长的奴才，科长是局长的奴才……。由于奴才的升与降、荣与辱、贵与贱、甚至生与死，往往都取决于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对奴才总是一言九鼎，发蒙振聩，颐指气使；奴才对主子总是卑躬屈膝，俯首贴耳，乃至唾面自亁。深切领悟到：知识、才干是次要的，巴结讨好上级领导最为首要，只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和赏识，一生人就受用不尽，前途无量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上级领导的种种不轨行径，只有疯子才会干预过问。聪明乖巧之徒，或曲意奉承迎合，利益均沾，或朋比为奸，瓜剖豆分，以致腐败氾滥，贪官成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许多被提拔重用的人，才干、品德与其职务极不相称，狗尾续貂，滥竽充数。
呜呼！历史宣告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6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时至今日，仍把他供奉在神坛上顶礼膜拜的人，无一不是受其恩泽的达官显贵。他们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拒不重新评价毛泽东，拒不为举世闻名的冤案平反昭雪，无非出于一己之私，顾忌动揺了共产党根基，危及他们的显赫权势和家族的既得利益。‘维稳’的实质在于确保权贵家族安如泰山，传承万世。他们一个个只顾生前风光，不怕死后遗臭。
呜呼！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之所以被承认，皆因承认者是错误的受害者；邓小邓坚持反右‘必要、正确’，皆因他是反右的操盘手；邓小平的继承者拼死维护邓小平的权威和地位，既出于对邓小平的感恩图报，也出于切身利益……。一己之私，何至如此误国误民？这怨不得他们，纵观人类近代史，勇于全盘否定集权专制的只有赫鲁晓夫；勇于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勇于自暴家丑的只有德国；勇于为被镇圧群体赔偿道歉，建纪念碑、纪念堂的只有蒋经国；勇于为法西斯政府的血雨腥风承担责任过失的只有施罗德、勃兰特和普京。
呜呼！2300年前大诗人屈原‘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链接当代著名学者柏杨‘中国人，你的名字叫苦难’，多艰与苦难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如今，改革开放30年，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至少有90％的家庭苦苦挣扎在就业难，升学难，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物价不断上涨，商品品质下降，有毒食品防不胜防，以及司法腐败，酷吏横行，强迁强拆，申诉无门……的严峻生存环境中。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可望而不可及。所谓的‘和谐’，不过是描绘在画纸上的梅林，根本止不了渴。
呜呼哀哉！无以尚飨，唯余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