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鸣的烈士证
我和李树鸣是同一个初中毕业的校友，我是66届高三毕业生，他是66届的初三毕业生。我俩都属于黑七类子女，1969年7月，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的二里屯插队落户。半个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规定每个知青安置费240元的标准，建了3间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8个男生，东屋只有南炕，安置5个女生，中间的堂屋作厨房，屋子的东墙上挂着一幅毛像，供我们13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用。
下乡前，市革委会送我们每人一本三合一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枚杯口大的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起的纪念章，公社革委会则送我们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1-4卷。我被大家推举为知青点的点长，兼团支书。那时我22岁，岁数最大；李树鸣最小，刚满17岁，个子却有1.75米，特别擅长游泳，1965年获省青少年游泳赛蝶泳200米亚军。
1970年9月18日，队长通知我们知青点派5个人到小叶河对面的山上去搞小秋收，我便带李树鸣和3个女同学，一大早就随船工姚大爷，摇着小木船渡过河。在姚大爷指导下，我们用绳子打好防蛇绑腿，提着土篮子，蹦蹦跳跳，哼着小曲钻进山林。榛子、蘑菇、松树籽、木耳到处都是，我们舍不得直腰，半天时间就将大小箩筐装满了一大半。中午每人啃一个馒头，顾不上片刻休息，接着干。下午4点多，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大作，雨点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箩筐向河边跑，姚大爷一面解缆，一边吆喝上船。
只能载6人的小木船，加上一筐筐山货，有些超载，晃晃悠悠，在风雨中驶向河心。河面风更大，浊浪随风一排排涌来，小船颠簸得厉害。我们的衣服全被雨水打湿，远方电闪雷鸣，3个女同学又惊又怕，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小船明显向一边倾斜，姚大爷厉声喝道：“不要命啦，赶快回到原位坐好，把住船帮！”我和李树鸣站起来，帮助将大小箩筐重新摆放，小船平稳了一些。姚大爷站在船尾拼命摇橹，几个浪涌的颠簸之后，终于驶出河心危险水域，向东岸靠近。就在这时，只见从上游又漂来一艘同样大小的木船，船里摆放着足有半人高的箩筐，上面载着4个人。掌舵的是位小青年，小船摇摇晃晃，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河中心像匹野马似的上下猛烈颠簸打转转。我们都为他们捏一把汗，姚大爷则使劲冲他们喊：“小伙子，往东使劲摇，快点离开水漩子。”话音刚落，一个黑浪打来，那船顷刻翻沉，4人全部落水，在水里呼喊着、挣扎着、沉浮着……
这一幕把我们惊呆了，只听李树鸣说声：“大爷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摇回来。”话音刚落，他已跳入水中。
我们很快靠了岸，急忙卸下东西，我又跳上船，随姚大爷向河心驶去。只见那个小船工死死抱着船桨浮出水面，他身边露出另一名男子，马上拽住了他的衣襟。树鸣及时赶到，安置他们都抓住船桨，并指了指我们的小船，喊道：“别慌，朝那儿使劲登水……”说着树鸣又潜入水中，向不远处另外两个忽隐忽现的人头扑去。
我们的船赶到，急忙将这两人拉上船，又向树鸣摇去。远处，树鸣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时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那人也拽上船。这时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树鸣正与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拼命要抓树鸣，树鸣千方百计躲避他，最后拽住了他的头发向小船游来。大家赶忙将船划向他们，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乱抓的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来的木浆，死死抱住再也不肯松手。树鸣在水里托着他，大家向上拉着他，最后终于将他拽到船上。等我们再向树鸣伸出船桨时，只见他只伸出了无力的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几次胳膊肘，然后人就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树鸣！树鸣！”岸上的人也同样狂喊：“树鸣！树鸣！”但河面上除了奔腾汹涌的涛声，就是雨水击打水面的哗哗声……
李树鸣落水失踪的消息传到村里，队长立即带领大家跑步来到河边。会游泳的青年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反复潜水捞人。点里的同学，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地站满河畔，一遍遍地呼喊着李树鸣的名字。大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忽然离去，幻想着奇迹的出现，树鸣会拖着疲惫的身躯，笑呵呵地从下游走过来。为了不让树鸣漂走，附近的驻军战士在河的下游落下挡网，沿河的渔民都赶来打开网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网搜索。
晚6时半左右，李树鸣的遗体被找到，他的头发有些散乱，神情宁静安详，右袖口有个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像章上，无法伸展右臂。“树鸣，你不能走！”我一下子扑上去，嘴对嘴做人工呼吸。半小时过去了，没有效果，周围顿时一片恸哭。有人送来了被子，盖在他的身上。他的遗体用一扇门板抬回大队部，整整3天，全村人自发为他守灵。被救起的4人是县造纸厂的职工，他们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摇船的小青年送来。小青年叫方正，他说：那3人不能来，因为他们是被厂里揪斗的牛鬼蛇神。
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树鸣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属一个都没有来。9月24日，公社革委会主持召开挺隆重的追悼大会，革委会冉主任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3个被救起的人参加追悼会，他们的亲属却来了5马车，40多口人。第二天，县报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树鸣实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能逃生而被淹死，这篇文章却说：“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树鸣的妹妹陪着妈妈来了，原来那一封封电报她们根本没收到，因为全家已随“叛徒”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后来是亲属告知了树鸣的死讯。儿子死了，父亲仍然不能来凭吊，因为是“叛徒”。从树鸣的坟地回来，我们就去了公社，准备将树鸣的革命烈士证书一并带走。冉主任说：“所有材料我们已报到县里，留下你们的联系地址，回去等着吧。”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我接到树鸣家里的来信，询问树鸣的烈士证书的事。我很吃惊，怎么都8个月了还没办下来！我立即去公社，他们让我到县里问。县革委会告诉我：上面有的领导对树鸣救3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这样了。
这个回答令小叶河两岸8个知青点的100多号人怒气冲天，大家纷纷派出代表，由我带领，去县革委会质问他们两个问题：一、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二、如果事前知道那3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三天后，军代表出面向我们解释：“大家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十几天后，县民政局通知我们，由省军管会批准的《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已颁发给了树鸣的亲属。
未经任何一级领导授意，我们自行决定为树鸣制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工后，大家都在小院里忙碌。几天后，一座高120厘米，宽40厘米的墓碑制成，碑身正面，我一笔一画镌刻7个隶书大字“李树鸣同志之墓”，并涂上红漆。我们赶着牛车，来到小叶河畔的杨树林里，把原来那块木碑换掉。想想今后将只有无尽流淌小叶河和周围的青草、野花、小白杨永远陪伴着这位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同学少年时，我们的心在哀颤、恸哭，不忍离去。
十多年后，1984年5月的一天，树鸣的妹妹找到我，说：“刘哥，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到民政局，将我哥的光荣纪念证换发为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家审核后说，你的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你说我们该咋办呀？”几天后，我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树鸣妹妹打电话，告诉她，你只需写个《追烈申请书》交给我，其他的事由我来办。经过我们几个同学近半年的奔波努力，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最终交到树鸣妈妈手中（其父1980年病故）。
当年县革委会将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并注明是“可教育好子女”。这个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所以被停发新证。我们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为他办理“追烈报告”，还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证明材料，才将新证办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