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当你当上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你就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国根植下来
2013年4月6日，网友“耒阳网事V”在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其实，放眼神州，“官满为患”的何止耒阳的一个街道办呢？事实是，中国的许多部门都“官满为患”！
早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中国的公务员以每年一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他指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中国的官员到底多不多？有四份材料可以说明中国官员数量庞大：
其一是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描述道：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
其二是陈志武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写道：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其三是百度文库里面的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官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官员。
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相比而言，中国的大部分市，“市领导”都超过20，甚至是30个、40个！
另外，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而1987年当年是67：1。
看罢这样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按理说，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属于非常低的国家，人均官员数量应该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比例才是合理的。但我们却养着这么多官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为什么中国会“官满为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基于历史，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入手。依我看来，在中国长期以来的权力结构失衡下，生成了繁衍中国官员多如牛毛的四个因素。正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今日之中国官多为患！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作祟。在长期的集权统治下，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官员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人脉关系，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能更好地保护家人和亲朋，能决定他人的生死命运和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当你当上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你就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国根植下来，并枝繁叶茂地延续到今天。即便解放后，官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然而，在多数普通人的眼里，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如果你不带个“长”字，你也就低人一等，可以对你冷眼相待或称兄道弟。在自己看来呢，如果自己的名片上不带个“xx长”，那就自觉低人一等，浑身不是劲；而一旦有个“xx长”挂在名片上，就自觉高人一等、腰硬底气壮。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削尖脑袋为自己谋一官半职。
二是计划体制种下的恶果。解放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无限扩张。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政府之手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事情无不牵涉着政府之手。也就是说，这只手代替了社会和市场的正常功能，主宰了人的饮食、就学、就医、就业、工作、结婚、生育、死亡，致使学校、医院、商场、企业……等等都成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所有机构的管理者都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于是，“官多”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而出现了。
三是改革的不彻底。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在经济上，改革国有企业、放开市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政治上，改革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干部交流制度等，同时搞了几轮次的“精简政府机构”。在社会上，逐步放开一些领域，让社会替代政府去管理社会事务。然而，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钳制、认识的不到位、魄力的不够和本身的复杂性，这些领域的改革并不彻底，甚至许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并未真正启动。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还占很大份额，国企的管理者也是实质上的官员。在社会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慈善等机构也是政府的附属物，其负责人和管理者也有官级、也是由政府任命的。在政治领域，则更是进展迟缓，实质民主的阳光至今未能光照这片土地。
一般而言，民主下的政府是比较小的，官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民主下：①财政预算和官僚机构的编制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扩张其规模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无法随意扩张其规模。②民主与市场一般是结伴而行的，而且民主下，国有企业比重会比较小，因此，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会比较低，企业管理者也主要是由市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任命，更没有所谓的官级。③官员权力受到很大制衡和规范，其权力租金比较小，而且也很难变现。也就是说，民主下，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比较低，做官的金钱好处相对于做企业家、做医生、律师、大学教授来说相对比较少，因此，更多的人愿意去做企业家、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这就像美国流行的一句话：“一流人才去当企业家，二流人才进大学，三流人才去当公务员。”④民主下，常常会衍生出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而非“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格局，社会事务基本上是由社团组织自治的。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既减少了政府管理的必要性，也限制了政府的扩大和官员数量的无限增加。
四是权力租金的诱惑。在权力失衡下，各级官员手上都掌握着让普通老百姓眼红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资源、人脉网络、信息权。这些资源本身就可以带给官员许多好处和方便。而且，由于权力失衡，官员们手上的这些权力就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因为权力租金可以变现了——他们可以用之来为亲人、朋友和自己谋取诸多好处，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听到的：公款旅游、吃喝，送子女进好学校或出国，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贪污腐败将权力转化为货币收入，设立公司、通过内线交易将国家钱财转化为自己的钱财……正是这种来自权力租金的巨大诱惑，使得许多人都憧憬着有一官半职。别说官场，即便在应该最神圣的教育领域，有一官半职与没有官职之间就差距很大。比如说，在中国的高校，即便你的科研能力再强、即便你再怎么知名，但如果你不是什么部门的领导，没有个带“长”字的头衔，那在别人眼里，你也不算什么，而且更缺乏资源去做一些有助于自己学术进步的事情。所以，正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中国的那些教授们很少有几个不想谋取一官半职的！也于是，中国的高校，当官的、带“长”的就多如牛毛，普普通通一个高校，光是副校长就多达10多个！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了为什么中国“官满为患”的原因——权力结构失衡！而要纠正这种失衡的格局，道路无疑是“简政放权”，走实质民主化之路和建构起权力制衡架构，让政府回归小政府，让社会走向大社会，让市场走向真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