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力推政策，也是可能推定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据中国媒体报道，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将在近期正式出台。
李克强最近表示，他在基层调研，农民们最大的愿望是像住到城里去一样，像城里人那样生活。
但是，无论是李克强还是发改委领导们，在谈及城镇化时，都回避或忽略了三个大问题：一是，城镇化进程是否应该与民主化进程协调发展？二是，城镇化如何面对中国30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农村与农民的巨大欠债？三是，即将开始的城镇化会不会是一场消灭乡村的造城运动？
城镇化与民主化
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基层民主化过程，这样才能决定城镇的发展真正符合民意。由百姓主导城镇的发展，而不是上级领导与开发商决定城镇化。
中国乡村民主实践，一直在村级直选徘徊不前。笔者认为，习李时代的第一个五年，应该将乡镇领导的民主直选、乡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公开直选列入付诸实施。
乡镇民主化是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转型需要底层设计，完成乡镇民主转型后，习李新政就可以在第二个五年开始进行县级与省市级的民主选举。
习李二人都不愿意说出来的是：地方民主化与市民自治，是防止基层腐败的唯一途径。
城镇化进程怎样避免腐败、非法强拆、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甚至强行推进城镇化？
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说，要给公权涂上防腐剂。可惜他们唯一不愿意说出来的是：地方民主化与市民自治，是防止基层腐败的唯一途径。
习李应该回到政治常识中，让百姓用选票做“纸笼子”关住公权力，让百姓用“口水”（自由发言权）做权力防腐剂，启动城镇民主化进程，让人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独立参选镇长，让这些民选的代表与领导们制定城镇发展规划，这是唯一的正道。
自治组织与失败教训
中国30年的高速城市化运动是失败的，城市污染严重，城市自治组织没有发展，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城市与乡村户籍二元化造成巨大落差，冲突越来越激烈。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近年中国城市扩张侵吞了30万亿元的土地差价，这些钱一方面没有回馈乡村，另一方面却助高了房价，只是有利于权贵利益集团，于国于民于社会，没有创造正价值。
城镇化过程如果还一心一意做大做强自己的基层组织，并依靠这些党的组织来实现城镇化，那么，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健全建立起来，基层组织在经济利益方面形成联合，必然侵蚀百姓利益，新城镇化将成为城镇吃人运动,造成大量的维权与上访事件发生，新的城镇建设过程将永无宁日。
城镇化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地方政权自治经验与方式。譬如美国县级政府以下的小城市，基本都是自治方式，市长多由民选议长担任，城市发展与重大事项由市议会决定，并予以公开，市长拿象征性工资甚至不拿，市长下面是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城市经理人下面则是公职人员。这样的权力结构既兼顾效率，又体现民主自治原则，极大减少了贪腐的机会与可能。
政府过多的掠夺农民的土地，牲畜也将面临着饥荒
城镇化的关键词
当政者应该知道，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并不是进城，而是一个“福”字：祈求有自己的“一口福田”。
因此，习李政府第一要做的，是还田地于民，也是对毛时代政治方式剥夺农民自有田地的一次还债。土地集体化，就像几十个人共有一张支票一样，无法使用，而这张支票的使用权更多的在村支书手中，土地集体化腐败了中共最底层一级机构，也败坏了最底层的社会，农民既得不到土地带来的财富，由于土地没有确权到一家一户，农民享受不到土地市场的利益。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李总理希望通过满足农民进城梦想，来拉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相信有着良好的愿望。任何良好的愿望到了地方，都可能变成一场政治与经济运动，让农民住到城镇里，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地方政府会通过集中农村人口，获得大片廉价的土地，一届政府获得暴利，至于遗留问题，他们不会考虑。
而这些都是制度之弊，利益驱动，必然会使地方政府追逐利益，而如果先启动底层设计的民主化进程，将集体土地确权给每一位农民，则可以极在限度制约地方政府的权欲，使农村城镇化健康而可持续地推进。
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关键词应该是：民主化、生态化、现代化，落实土地私有化，实行城镇自治方式、建设有地域特色的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