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是在1966年8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李振盛在红卫兵动手前，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一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将两人发型作一个对照。接着他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剃“鬼头”的全过程。李振盛拍摄的这一组照片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
文革枪毙反革命犯之前，法警对犯人施以噤声处置。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李振盛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 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 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 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 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 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李振盛——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8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