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知名的海鲜餐厅，两位日本友人都是第一次来，在座陪同的还有Ｌ君，除了招牌的金瓜米粉、臭豆腐，还有干煎本港马头鱼，无一不是饕客们喜爱的美味佳肴。
我们的聚会既是送行也是迎新，即将奉派调回东京的村上与他的继任者鹈饲，都是我在《朝日新闻》担任客座研究员时的旧识。二○○四、五年，村上在经济部、鹈饲在国际部，他们是朝日年轻一辈的「中国通」，都曾被报社派到大陆各地学习为期一年的中文训练，有的甚至还前往重庆研读，以因应大西部的开发。
日本媒体的海外派遣向来很有制度，平均三年至四年一任，他们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多数被派过来台湾驻点的外籍记者，没有不喜欢台湾的，日本媒体亦是如此。从美食、风土、人情味到喧闹不已的民主政治，台湾社会快速翻转的节奏，以及关不住的旺盛生命力，每每令他们惊艳也称羡。
但是日本媒体内敛而冷静的性格，一如集体制约成性的大和民族，他们多半没有台湾媒体那般外放、生猛的热情，习惯保持距离的观察，不过，有时那样用心的观察，传达了一个外国人对这块土地直击的感受，却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在饭桌上，我提起村上曾写过的一篇报导，阅后令我颇为感动，有点像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味道。那是村上个人的亲身体验，他约略叙述一番，我后来再去翻箱倒柜，才知道那是他发表在电子杂志的随笔。
村上因为坐骨神经痛的问题，跑去一家整形外科诊所看病，医生嘱咐一些注意事项，劝他「最好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束前拿了一块贴布给他，还说「这次看诊就不收钱」，让他过意不去，但对方仍坚持不收钱。
那晚，村上参加一场聚会，而且是聚会的东道主。结果他发现自己的钱包掉了，赶紧回到先前搭计程车下车的地方，一位老人叫住他问道：「丢了钱包吗？」原来老人和他儿子是那里的清洁工，儿子已将钱包送派出所，而老人在那里等着。
村上赶去派出所顺利拿回钱包，他想亲自向对方道谢，拜托警察打了电话给那对父子，他在电话中表明想给一些谢礼（其实是送钱致谢，但村上在文中委婉地用「谢礼」代替了钞票），但儿子回答说：「谢礼就不用了，以后小心别再把钱包丢了。」
在这篇随笔里，村上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两件事只是偶然，自那之后，我一直在想应该如何回报这个社会。」
我读这篇题为〈这个城市的温暖并非偶然〉的短文时，心中浮现些许的骄傲，一种身为台湾人的骄傲。城市里的小医生，想必是体贴有爱心的人，即便不是视病如亲也绝非视钱如命，那平易近人流露的是台湾医疗之美；另一对拾金不昧的清洁工父子，虽然在都会中为生计打拼，却拥有崇高人格，他们懂得物归原主，也没有趁火打劫。
一天之内的两件事，让村上充分地感受到台湾人的良善，属于台湾社会最美的一面。即使村上离台在即，然而当他回忆此事时，仍不免赞扬再三，并感叹那是许多城市社会所没有的。
村上后来还写过台北市「自由巷」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以自焚抗议国民党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二十三年后，台北市议会跨党派通过决议，将自焚原址街道命名为「自由巷」，台北市长郝龙斌不仅同意提案，还亲自出席揭牌仪式。
在现场采访的村上，对于「自由巷」设立的始末应该知之甚稔，他知道当年被郑南榕猛烈批判的高官郝柏村就是郝龙斌的父亲，因此他特别提及郝龙斌在仪式上的发言内容─「非常尊敬郑南榕」。
村上在「自由巷」一文的结语，最能体现一个外国媒体的观察功力，他说，「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在台北也有人为了自由进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希望这样的历史能永远地留在人们心中。」
坦白说，我颇为这段简洁的叙述而折服，因为村上毕竟是个日本记者，台湾媒体报导「自由巷」揭牌的新闻时，多的是历史整理和政治分析，但俯瞰新闻事件时，却往往欠缺一定的高度与深度。
我因而想起自己生长的土地，作为一个媒体人，是否也曾有过那样深情的回首与敏锐的透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