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考古人员在临沂市银雀山发现了《孙子兵法》与失传近2000年的《孙膑兵法》竹简，从而使得自唐宋以来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得以解决，轰动海内外。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
实地探访：位居世间最小名山，馆藏天下第一兵书
如今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就修建在银雀山当年的考古发掘之处，博物馆主体建筑有两幢：银雀山汉墓厅和竹简陈列厅。前者的大厅中央是发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的银雀山1号墓和2号墓。两座墓并排而列，深约3米，直观呈现了当初发掘它们时的情况。四周墙上，则挂满了当年发掘这两座墓时的照片和文字介绍。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说唱俑
竹简陈列厅则分上下两层，陈列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重要竹简和文物。但是可惜的是，这里展示的两部兵法的所有竹简均为复制品，真品则藏于山东省博物馆。除了竹简，当年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陶车马、乐舞俑，以及箭簇、剑、戈等兵器，其中一件作表演状的说唱俑，神态极其生动。博物馆工作人员说，当年相声大师马季到馆参观，见到这件说唱俑后高兴不已，还笑称自己“找到了祖师爷”。
在两座主体建筑之外，更大的新楼也基本建成，银雀山竹简博物馆宣教部彭梅告诉记者，这是规划中的“兵学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其建筑面积达4827平方米，分地下一层和地上三层，规模宏大。另外，4D影院建筑则将用高科技手段再现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壮观场面。
事出偶然：建办公大楼发现惊世兵法竹简
如今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已经在市区范围之内，但以前，这里是郊外。旧时临沂城南约一公里处，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好像两个哨兵守卫着临沂城，东岗名曰金雀山，西岗名曰银雀山。
很多重大的考古发掘往往事出偶然，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也是如此。
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古墓葬。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老工人，也是文物爱好者孟季华意识到事情的重要，于是急匆匆跑到“临沂文物组”报告。当文物组的刘心健、张鸣雪、杨殿旭等人赶去后，发现古墓周围乱石很多，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与工地负责人朱家庵商定，请他们帮忙先清理现场，约定三天后再来。
4月14日，张鸣雪、杨殿旭、孟季华、刘心健等开进工地，由张鸣雪看管出土器物，刘心健、杨殿旭带领4个工人下墓坑进行发掘，孟季华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当天下午大约4点，杨殿旭在1号墓边厢发现竹片，递给发掘现场的王文启、孟季华等人。经仔细清洗辨认，是“齐桓公问管子”等字样。一开始以为只是座普通汉墓，但当写着字的竹简出现，考古人员立即认识到了这处墓的价值。
临沂军分区得知发现竹简的消息后，立即派一个班前来协助，昼夜值班，保护现场。期间，适逢山东省博物馆的吴九龙、毕宝启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护情况，也一起参与了这次发掘。一号墓出土竹简众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墨子》等。18日，吴九龙、毕宝启、刘心健在清理1号墓时，发现了2号墓。2号墓出土的竹简数量虽然并不很多，但发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其他随葬品。到4月20日下午，两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整理竹简内容，名家云集
竹简出土时，由于在墓中浸蚀千年，质地已经腐朽，竹简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整理时稍有不慎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烂泥，所以，考古专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洗去了水锈，显出字迹。
由于长期浸泡在泥水中，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竹简已经散乱，表面呈深褐色。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用墨书写的字迹，除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很清晰。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40余字。编缀竹简的绳索早已腐朽，在有的竹简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
1974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成立。首先进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书的整理，参加这两部书初稿本编辑工作的有中华书局的杨伯峻、魏连科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顾铁符，北京大学的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的吴九龙，湖北省沙市文化馆的李家浩等人。整理组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同时对竹简进行科学保护：先进行药液脱色处理，使字迹更加清晰，然后拍照、编号，经无菌处理后放入玻璃管中密封保存。
经过专家整理分析，《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孙膑兵法》共得6000字以上。其中，有关历史记载和《史记》有不同之处，如关于马陵之战的叙述，《史记》说庞涓战败后“自刭”而死，竹简则有“禽(擒)庞涓”一篇，与《战国策》所载“禽庞涓”语同。关于战术面的论述，在“适(敌)富吾贫”、“适(敌)众吾少，适(敌)强吾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打胜仗的道理和认识，包含了若干朴素的辩证法。
解决前人争论，意义重大
《孙膑兵法》原书失传已久，这次出土的竹简虽不完整，全书面貌已不可能见到，但因为字数保存较多，仍然能看出该书的大概轮廓和作者的基本观点。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这是有争论的，司马迁在《史记》卷六五《孙武吴起列传》上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即今山东东阿、阳谷、鄄城一带)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之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100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和《齐孙子》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因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不是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有人更认为不仅《孙子兵法》是后人伪托，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也持否定的态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被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
根据临沂市博物馆胡后彬整理的杨鸣雪1972年工作日记，杨鸣雪认为，银雀山大批竹书的出土，不仅内容丰富，涉及到当时的历史资料、天文历法和医学等方面的科学成就；其数量之多，和全国各地出土情况相比较亦属少见。另外，秦汉正是我国文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出土的简文虽是隶书，但仍保留了一些篆书的风格。毫无疑问，这批竹简对研究我国文字发展与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