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不明的被抛入江中的死猪，沿着黄浦江从浙江嘉兴一直漂到了上海，上演了一场“奇幻漂流”。被打捞上来的猪有大有小，它们有的是刚刚出生的小猪，有的是重达200多斤的大猪，这些猪有的被装在麻袋里，部分猪已经开始腐烂。打捞的人们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哄抢，也没有人进行贪污把死猪占为己有。这说明生活有进步，人民不再吃死猪。
黄浦江上漂来几千只死猪。这一幕要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吃不饱，穿不好的饥寒交迫的人们一定会百万雄师下大江，弄潮涛头捞死猪。
毛泽东时代有句名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广东信孚研究院研究员李悔之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鸡、鸭、猪等禽畜成为当时农村所有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毛泽东时代，每当“发鸡瘟”、“发猪瘟”之时，大多“贫下中农”往往是眼看视若生命的鸡、鸭、猪临断气之时，乃至断气之后才忍痛“宰杀”吃掉，或制成“腊肉”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未死绸缪”——在鸡、鸭、猪没有得病之前及早将鸡、鸭、猪忍痛宰杀吃掉，或做成腊肉。像现在一样——将患“禽流感”病和“猪流感”病的活鸡、活鸭、活猪埋掉，在那时是绝难理喻的事情。”
1964年，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突然传来了一个噩耗，家里养的三只鸡死了一只。那只鸡特别能下蛋，他的去世无疑是我们家的重大损失。尽管它生前鞠躬尽瘁下蛋不止，死后仍然逃脱不了被吃掉。没办法，民以食为天，谁叫咱赶上了那么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
1959年一二月间，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泽东。1958年，都说粮食丰收了，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他苦思不得其解，心里颇为烦恼。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第一批到郑州的省委书记谈话时，把“共产风”概括为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提出公社应当下放权力，实行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河南省四级干部（省、地、县、社）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基层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人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公社就规定，“卖猪的钱完全交社，连死猪肉队里也不得吃，一律上交公社屠宰场”。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公社垄断死猪的局面不再是主旋律，农民终于可以吃到生产队里的死猪肉了。
博主“asian_elephant”写过毛泽东时代死猪肉的文章。他说：“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尽管物质匮乏，但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是纯天然的，绿色的，不但味道好，而且品质好，很安全。事实是否如此？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事实真相。先说肉类。大多数情况下猪肉等确实是新鲜的，因为本来就不多，商店来了就卖，所以坏不了。如果真的因为肉类太多而放得变质了，老百姓的生活就不至于那么苦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国家的冷库很少也很小，贮藏不了多少肉类，所以有的大城市还出现动员吃“爱国肉”的现象，就是国家将库存过期或即将过期的肉类拿出来卖，但老百姓没有钱买，就动员大家买。这样的“好事”在大跃进前比较多，以后再也没有了。文革后期，物质极度匮乏，城市居民连一口人一个月一斤也很难保。这种情况下，国营商店里卖的肉的质量就很难说了。现在许多人仍然能记得，那时供应的猪肉，不论是冷冻的还是新鲜的，多半很瘦，颜色不新鲜，因为那时猪是集体农民在自家养的，农民连自己都吃不饱，更没有饲料喂猪，当然更谈不到科学饲养了。1968——1973年间我在贵州工作时，有一年春节每人供应一斤猪肉，我听一个熟人说，批给他们商店的猪肉，有的半片猪只重17斤。那肯定不是够出栏标准的屠宰猪，多半是死猪。”
文章接着写道：“如果这种情况在国营商店里不常见，那么供应给饭店的肉（或饭店自行采购的肉）就很难说了。1968年10月末我在贵州省独山县等换乘长途汽车去一个军垦农场，在这里等了三天，每天要到饭店吃饭。我想吃肉，走遍了全城的饭店，没有一家饭店卖的肉不是臭的，甚至整个饭店都充斥着臭味。我住宿的旅店的一个服务员是东北人，他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东北人），这里没有不臭的肉。所有的饭店或老百姓都是用白芷等中药或其它香料加工或烹食臭猪肉。1974年我调回我的故乡辽宁省阜新市，在这年的夏天我到彰武县办事，在该县最大的国营饭店吃饭，发现猪肉上有高粱米粒大小的痘，就问服务员这是否是痘猪肉（患猪囊虫的猪），她笑而不答。那时根本没有投诉之说，你告到哪里也没有用，根本没有人或任何部门受理你的投诉。我在文革时步行或乘车走过北方很多地方，发现至少在整个河北及山东省，农民的猪圈都是与厕所连着的（所谓连茅圈）。猪圈在厕所底下，厕所的便坑直通猪圈，人解的大便当时就被猪吃掉，甚至人刚一蹲上便坑，猪就哼哼着张开大嘴等着接吃，使我们这些外地人甚至不敢在这里解大便。据说整个华北都用这样的连茅圈，因为农民没有饲料喂猪。所以在文革以前，文革中，以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北（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大城市）数千万城里人吃的猪肉是吃屎长大的。现在许多人埋怨用饭店的泔水养猪，就是不知道你的父母及爷爷奶奶吃的猪是用人的大便喂出来的。这样一来，带痘的猪肉特别多。当时国家也规定这样的肉不许出屠宰场，用大锅将肉炼成油，然后只利用油。这样的油是否给人吃，我不得而知。但农民自行宰杀的猪，有相当多的痘肉流入国营（或集体的）饭店及农贸市场。”
毛泽东时代何止黄浦江上没有死猪。那时故宫前护城河里的死猫都有人捞，捞上来，闻闻，没臭，就做熟了吃掉。1970年，我在总后大院拣了只死麻雀，又放在兜里一块听了邱会作做的近三个小时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然后回到家里放到火上吃烧烤。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比文革好？起码，改革开放后老秦能吃饱肚子骂特权。从前呢，饿着肚子还得说领导好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了，讲卫生，农民不再吃死猪，往黄浦江里扔掉。要是从前，谁敢扔，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那刘文学和王荣学的阶级斗争不就因为一把辣椒。放心，中国要是不改革开放，那死猪不是吃掉就是卖掉，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扔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