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上周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政府要在未来10年内投入40万亿人民币进行城镇化。政府还将为此改革债市，以助筹资。
若此消息属实，几乎没有悬念，“城镇化”即将成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开出的一朵硕大而妖冶的“恶之花”，彻底吞噬1978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将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不是危言耸听。错误地运用不合时宜的经济哲学来制定经济政策很可能带来政权的剧烈动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俯拾皆是：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而当时德国政府保守的经济政策使选民相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后来希特勒政府上台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相反，在中国，蒋介石政府采取的极度通货膨胀政策令其民心尽失，有力助推了共产主义力量的蓬勃生长。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并非异端邪说，它原本是西方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问题而开出的一剂药方。其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萧条的时期，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和花费来创造需求，以拉动整个经济增长，从而熨平经济周期。
“城镇化”政策背后的经济哲学就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需求管理，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于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救治的药方就是由政府代表纳税人花钱以创造需求助推经济发展。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为需求，即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也称内需）。他们认为，因为医疗、养老、教育体系不完善，消费在短期内无法拉动；出口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疲软无法持续；因此，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投资。于是，在2008年中国政府一夜间放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2013年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接班，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改头换面， 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找出了“城镇化”这件好看的外衣。其实，与经济刺激政策一样，这是换汤不换药的又一个凯恩斯主义政策，剥去外衣，不外乎还是政府主导以城镇化的名义创造需求。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强势政府的计划经济体系，而是希望在特殊时期藉由政府干预来完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个以救治自由市场为出发点的凯恩斯“药方”实际上却隐藏着一个极其危险而重大的副作用：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强势大政府，随之，人们的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被剥夺，人们的创造力和企业的活力随之丧失。这一点，在凯恩斯理论面世之初就被一些敏感的媒体人和经济学家所洞察。
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着名的评论家李普曼曾经专程赶赴伦敦与凯恩斯彻夜长谈，据说，他立即为凯恩斯的理论和口才折服，但是，最终，由于惧怕凯恩斯主义的实行可能损害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位视自由为空气的美国评论家选择了忍痛割爱，空手而归。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其1980年代风靡欧美、日本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这样批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忘记了强势政府对自由的危险；相反，他们被权利在正确的手中时的强势政府可能取得的成绩所诱惑”。
对于凯恩斯主义所带来的政府巨额花费，弗里德曼说，近年来的经验使我们怀疑 “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越来越强势的政府授权一个叫做公务员的新阶级来代表我们花费我们收入中的更大部分”。这样下去，他预言：“早晚，或者比很多人预想得要早，大政府将把我们在《独立宣言》中雄辩地宣称的市场自由和人类自由的前景悉数摧毁”。
李普曼、弗里德曼们绝非草木皆兵、因噎废食，在实践中，凯恩斯主义确实如鬼魅般吸走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精髓和活力。英国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人口也只有河南省的一半多，但是，这样一个小国却凭着工业革命雄霸世界100年。然而，工业革命后，英国公共支出与日俱增，造就了一个大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更是走向了极端，进行了30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验。实验的结果非常糟糕，到1974年，英国政府被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了高通胀和高失业同时出现的局面逼到了墙角，通胀最高时达到24%。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还导致了大政府、大国有部门，导致了企业活力的丧失，生产效率的下降，英国被美国、法国、德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1976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工党大会上无比沉痛地检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错误，他说：“过去我们误认为我们能够仅仅通过花钱走出衰退，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减税和政府大量花钱提高就业率。我以我全部的真诚告诉你们：这种选择不再存在。 以往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向经济中注入了通货膨胀，每次这样做之后失业率就会上升。财政部长大笔一挥就可以保证全部就业的虚幻出来的温馨世界一去不复返了。”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并大刀阔斧地铁腕矫正凯恩斯主义政策给英国带来的弊病。其采纳了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政府的边界后撤， 市场的角色加强。她以三种途径实现这种经济哲学：一是消减公共开支，二是去规则化，三是私有化。英国很多人相信，撒切尔夫人执政10年把英国引回了正确的轨道。
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副作用犹如土壤污染，非常难以清除。至今，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后遗症依然明显，比如公共部门过于庞大、生产效率降低、企业活力减弱、国家竞争力衰退等。亦因此，为了重振英国经济，目前的卡梅伦政府不得不在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依然坚持采取缩减公共部门开支、私有化、鼓励竞争等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可见，即使是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难以抵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副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在深水区、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还没有启动，在这个节点上，下如此重的凯恩斯主义猛药，无疑是对以前市场化改革的巨大反动，势必重新点燃政府官员“看得见的手”主导和配置资源的冲动，势必造成低效投资、滋生官员腐败；势必将中国打回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原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窄， 经济活力丧失； 势必造成货币的进一步超发，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问题绝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足”，而是动力不足、信心不足、自由不足、竞争不足。政府需要采纳的应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哲学，即：政府的边界后撤，市场的角色加强。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 实现这一哲学的途径是“按住政府看得见的手”，鼓励市场竞争，让市场自己寻找有效需求。城镇化之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这一哲学南辕北辙，甚至背道而驰。
检视国内外成功的经济政策范例，无论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邓小平的农村经济改革， 都不是通过政府臆造出一个所谓的“需求”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给企业和个人松绑，鼓励市场的创造力来实现的。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农村经济改革，同样的农民、同样的土地，为什么在一夜间突然焕发了活力，使生产力突飞猛进？不外乎是让农民承包了土地，一定程度地放开了市场、放开了价格， 其实就是解开了制度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 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如此，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市场撤退，最大限度地给市场自由、鼓励企业竞争，他们相继废除了限制进口粮食《谷物法》、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案》、限制运输竞争的《海洋法》，政府撤出，铁路、运河、道路、工业等全部私有化，用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创造力。这就是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所说的“制度红利”。
中国的自由市场建设还远远不够，因而也还有更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如果进一步放开市场、鼓励竞争，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吃苦精神，企业会如雨后春笋，创造力勃发，企业自己会找到最有效的市场需求。随之，一定能在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工作、定居， 到那时，城镇化也就水到渠成。相反，如果政府臆造出一个需求，计划出几百个城市，再以城镇化的名义搞一场投资大跃进，政府的边界必然前逼，市场的角色必将进一步缩小。
非常令人惊讶，弗里德曼在1980年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了中国今天可能走回头路的结局，他在《自由选择》中这样说：“让私有制的魔鬼从瓶子里出来，即使限制在一定程度，也会带来政治问题，早晚会导致更强大的权威来应对；而相反的结局，……, 市场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是，他没有预测到的是，这个“更强大的权威”将通过他的学术对手---凯恩斯主义的城镇化政策来实现。真希望,10年40万亿城镇化的消息仅仅是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