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社会保障”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热点，而同期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报告带来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中国学者在荷兰在线的采访中直言，西方国家延长退休制度不应成为中国的借口，而公众反对延长退休不单是因为退休福利不公，解决劳动力问题实应提高劳动生产力。
中国要社会保障还是要劳动人口？
中国两会前夕，“社会保障”在网络民调中持续四年位居公众关注热点榜首。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尚未落实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却传达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信息。据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中国的老龄化水平达到14.8%， 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峰值9.40亿人下降到2013年的9.36亿人。社科院在报告中称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呈现负增长趋势。
中国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针对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提议通过提高退休门槛来应对：“一个简单的政策改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中国的退休年龄提高到西方标准，就是说65岁、66岁。”而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从2012年开始就多次抛出延长退休年龄的民意试探，并称延长退休年龄乃“历史必然趋势”，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民众同声谴责。中国劳动咨询网上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受调的近200万网友中，94.5%反对延迟退休。
西方无法成为延长退休年龄的借口？
荷兰在线记者调查发现，全球共有165个国家有针对退休年龄的具体规定，中国不是第一个计划延长退休年龄的国家。以荷兰为例，荷兰于2012年通过新立法，民众退休年龄从2013年起开始阶段性上调，预计在2019年由现行的65岁调至66岁，到2023年提高至67岁。
然而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向荷兰在线表示，中国退休年龄的延长和西方国家并没有可比性：“西方国家退休年龄的延长不应成为中国试图延长退休年龄的借口。”研究和调查表明，中国养老金的替代率不足50%，低于国际警戒线，而西方国家如荷兰的养老金替代率则一直维持在70%左右。除此之外，荷兰退休年龄的提高实际只影响到由政府发放的小额养老补贴（AOW），和民众月工资挂钩的退休金则不受该政策影响。而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William Mercer）在2012年的报告中则指出：“一个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覆盖一个国家80%以上的人口，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25%，即使在覆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地，也只有50%左右。”
中国延长退休年龄的反对声最复杂？
欧洲多国试图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的尝试，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而不愿透露实名的凤凰网评论员、上海学者对荷兰在线表示：“中国的反对声是最复杂的”。退休双轨制带来的不公平首当其冲成为民众对延长退休年龄怨声载道的理由。调查显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因享受财政统一支付的养老金，养老金替代率可达100%；而由于社会企业单位“缴费型”的统筹制度，公务人员的退休金一般为企业人员退休金的2-3倍。
然而这位上海学者指出，在公务人员中，同样不乏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声音：“我认识的一些仅有30多岁的公务员坚决反对延长退休，说工作压力太大，想早退休”。中国山东济南政府部门的一位公务人员向荷兰在线记者吐槽称，机关单位的普通职员大多希望提前退休，想延长退休的都是领导：“领导的工作压力小，灰色收入多，日子好混，这就是中国特色；而对职员来说，工作忙起来加班加点，钱就那么多，单位人际关系又复杂，尔虞我诈的，没当领导那个野心的都会找机会提前退休。”
凤凰网评论员、上海学者认为，让中国人“一天都不愿意多干”的工作压力一部分归咎于中国文山会海的工作模式：“中国盲目引进西方的‘程序化’工作模式，高效和系统化的效果没有实现，反而给工作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压力。”该学者补充称“绩效主义”的工作环境在中国带来极大的工作压力：“产值持续翻倍、规模超常规发展的模式不改变，民众厌烦工作的情绪只会越来越高。”
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问题的错误思路？
这位上海学者认为，尽避大多数民众坚决反对延长退休年龄，但因为该政策符合官僚阶层的利益，所以仍然有推行的可能。当问及延长退休年龄和缓解劳动力压力的相关性时，该学者称这种思维方式实际是错误的：“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人力成本很高，很多精力，其实都浪费在表面文章上。与其强迫一些盼着退休的‘老人’继续工作，不如精兵简政，削减庞大的公务系统，提高劳动密集行业的工作效率。”
面对削减公务系统牵扯利益过多，难以实现的疑问，该学者称：“我认为这是个先治表，再治本的过程，先从小鱼小虾抓起。有学者提出先治本，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先治本就等于不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