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代枭雄，枭雄的特点就是善变，所谓“阴阳不测”是也。这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他建国后对政协和国防委员会的态度变化上看出来。
所谓政协，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之所以“新”，是要别于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决定为组诸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同年11月，应为国共内战打响，国民党就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于是中共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解体。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指出的是：以民主党派为主体的政协在国共战争中，作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密切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为国共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贡献”大致有：首先，同共产党一起反对所谓“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制定46宪法。其次，重庆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政协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给予中共极大支持。再次，积极参加和支持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的反蒋运动。在人民国共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8年初，各民主党派都公开宣言，站在中共一边，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因为这个缘故，毛泽东在当时对民主党派屡有颂词。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也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把它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对美国和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的民主人士时还说，“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等到“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以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也因此，中共的政治主张得到了许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拥护，他们都公开声明愿意与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完成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
因为有这些来往，所以在中共建政前后，政协受到了毛泽东青睐：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斯时，因为政协在国共战争中对中共的功劳，加之政权刚刚建立，还需政协来挂“民主建国”的招牌，所以毛泽东给了政协极高的地位和实权，让其取代了后来全国人大的作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的代表共662人。此时，政协之牛，我们完全可以从会议通过的文件看出来：比如，有相当于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主要表现，从直接的具体的角度来看，表现在中央层次上的，是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召开期间的具体决议和决策；在地方层次上，表现为省、市、县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期间的各项具体工作部署。同时，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在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和各省市县的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其职权并没有消失，这时体现为一种潜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职权而发生作用。此外，政协中的民主人士还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欧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副总理中民主人士50%；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占52.3%；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其中民主人士占20%，徐向前为总参谋长。会议还通过了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其中民主人士49个，占44.9%，15个正职是：文教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谭平山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黄炎培任轻工业部长，朱学范任邮电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李书城任农业部长，梁希任林垦部长，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沈雁冰任文化部长，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李德全任卫生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何香凝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愈之任新闻出版署长。此时的政协，可谓风光八面，把“民主建国”的气氛昂扬到了极致。
然而，在内心深处，毛泽东对以民主党派为主体的政协并不感冒——据1995年至1996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党的文献》杂志先后刊登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M．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的译文披露：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中就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之后，要象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共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该同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米高扬还因此得出结论，“众所周知，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所以，在国家政权取得完全稳定后，毛泽东就抛弃了“长期共存”与“民主建国”的幌子，开始将矛头指向政协。
这首先体现在1957年的所谓“反右斗争”。
此次运动首选的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反右中，民主党派先是被视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然后又被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置于被改造的地位。为此，反右以后，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事实上已不可能保持政治上的平等的友党关系，也不再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和组织上的独立。所以从反右之后，多党合作名存实亡，国家政权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是“清一色”，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也成了一种摆设。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主党派已退出了国家政权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舞台。而到了“文革”时期，政协就更是成为已陈之“刍狗”。
1966年“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之灾。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著各大城市。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没有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明确表态。
全国政协停止活动直到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
与政协同命运的还有“国防委员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虽然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多少体现出军队国家化的意思，这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其组成人员的构成看出：第一届（1954－1959）国防委员会1954年9月28日成立，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其中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都不属于中共人士。
第二届（1959－1965）国防委员会1959年4月28日成立，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1962年增补蔡廷锴为副主席。其中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也不是中共人士。
第三届（1965－1975）国防委员会1965年11月4日成立，主席：刘少奇（1964－1969），副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后四位仍然非中共人士。这一届实际上文革一爆发（1966年）就完全垮台——连其主席刘少奇都自身难保，遑论其他。
而到了1975年1月，毛泽东干脆授意第四届全国大，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不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军队从此完全隶属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有关军事工作的决定，可用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的名义由内部系统下达，其须公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则用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名义下达。从此，中国就只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销声匿迹。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善变而不是乱变，原因在于其变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权力——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个人权力的扩大和巩固，他就大变特变，毫无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