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被国军围困在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