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地，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那场大饥荒，云遮雾障几十年后，人们终于拨开云雾，拭去尘埃，看到了饥荒的真相。一直以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根本上就是人祸所为，而非天灾所致，如今已成如山的事实。但仍有一问题，值得追问，一场持续三年、波及全国、夺命千万的重大的社会灾难现象，在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文学这面镜子里，竟然见不到任何的映像！说起来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一重大灾难现象未能得到“镜子”的观照，或者说作为当时知识分子最敏锐也最具发言权的作家们，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这一重大社会灾难现象面前竟哑然无声，保持沉默？
散文和诗歌是最易快速反映现实生活面貌，最能传递作家对生活感受的文学式样，无论是“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抑或“那个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郭小川还有贺敬之，在其创作于那一时期的作品里，我们没有读到些微“饿殍遍野、流民千里”关于饥馑景象的写照，也没有看到点滴“穷年忧黎民，叹息肠内热”有关悲悯情怀的流露。我们读到的是生活在《荔枝蜜》里与置身于《花城》中对美好生活的放声歌唱，看到的是徜徉在《桂林山水》间与畅游《长江三日》时对《乡村大道》《蓬莱仙境》的优美抒情与热烈赞美。
这些大都从延安窑洞里走出并走进共和国的革命文学家们，执着于抱定的高昂的理想信念与文艺美学追求，当然应该而且可以不遗余力地对自己认定符合这一理想信念的生活发展方向做出正面的表现与歌颂。但问题是，当理想观照下的现实被严重的扭曲，当数以千万的生命死于饥饿，城乡到处病于浮肿，置身于这样严峻的现实，难道还是继续夜莺的歌唱，或者可以鸵鸟般地埋头沙中，甚至转过身去，完全置惨象与苦难于不顾，视民瘼与民生于无睹，将作家的良知与职责高高地悬起吗？
来自辩护者的辩护是，当时的资讯比较落后，加上基层政府的封锁，身居高墙大院内、生活相对优渥的作家们难以知晓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事情。这样的辩护不经一驳，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饥馑不仅止于乡村，它像瘟疫一样已传染到城里每一个角落，食品供应的严重短缺影响到每一位城里人，即便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也概莫能外，同样是高干作家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提到过北京郊区饿死人和城里人出现浮肿的现象，以及自己家中生活因此开始变样的情况。何况在突出强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的年代，作家被要求经常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因此，对发生在九州大地用哀鸿遍野形容并不为过的饥荒景象，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对饥荒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也不可能不有所感同身受。
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是作家写作所依赖的基本的要素。那么，是什么因素阻隔或切断了中国作家牵动社会生活的敏感的神经，是何种原因干扰或遮挡了他们对社会现象敏锐的目光，使他们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变得麻木不仁？
一种解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规定下，作家实际上只能是歌颂光明，不允许曝露黑暗，在那样的年代，社会的阴暗面和残酷的现实不能触及反映，不允许的是不能写的，即使写了也无处发表，因此，不能求全于前贤。这样的解释很轻易，也很浮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是的，一种严厉的制度约束下，真实大胆的写作的确十分不容易，但不容易并不等同于不可以，写作困难，对优秀作家而言更不是写作回避的全部理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威塞尔，在谈及写作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的苦难所受阻力时曾说过：“我知道写作是不可能的，但惟因其不可能才必须写作。”他说的是作家的良知与勇气，对真相与真理的持着追求。在不能写作时坚持写作，在一片歌功颂德中保持一点独立的清醒，在真理被歪曲时坚守良知不泯，如实地记下所处的时代，这不是求全，这是真正的优秀作家的职业道德要求。一个作家可以十倍地投情于理想的赞美，但对支撑理想的现实至少也得有眷顾悲悯的一回。
1930年代苏联的大饥荒，也导致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的反映，以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春草园》极尽粉饰歌颂农业集体化为代表，而曼德尔施塔姆却与其相反，秉持诗人的良知与勇气，面对哀鸿遍野的现实，写下了“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的批评诗，并广为示人。尽管诗人因此而遭受厄运，却在文学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赢得后人的肃然起敬。至于索尔仁尼琴在极其困难环境下写作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癌病房》和记录苏联人民苦难的《古拉格群岛》，获得世界声誉更是众所周知。
我们的作家诗人们是这样或有这样做的吗？大饥荒年代早已成为过去，关于它的传说与研究也不再设为禁区。如果作家诗人们在当时敢于忠于道德良知，坚持写作的基本原则，对那场旷古未闻的大饥荒有所描写，有所反映，哪怕是偷偷地私下地，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一定会将其作为他们的亮点，他们的美德而予以公开出版与张扬的。很遗憾，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迹象。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精神如同一根柔韧的丝线贯穿于千年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始终，并形成一种伟大的优良传统，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凍声”，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无一不是这种精神与传统的鲜明反映。正因为此，在古典文学同一优秀作家的作品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美好回忆，也可以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再难述”（杜甫）的沉痛写实；既可以看到正常年份“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的欢快景象，又可以看到灾荒年间“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攲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苏轼）的悲景愁容。
那么，为什么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没有了这样呢？为什么他们笔下流出的只有欢乐颂而没有悲苦吟呢？是千年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伟大优良传统到此出现了断裂还是文学的表现对象和内容发生了改变？
波普尔曾指出二十世纪一种名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要在一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这些规律的事态。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以切身经历支持这一看法，进而指出“全面社会工程”也就是乌托邦主义对社会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性后果。
这种乌托邦主义在中国的直接恶果便是大跃进的狂热以及狂热导致的灾难――三年大饥荒。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在革命取得成功和共和国建设初时显示的成就的鼓舞下，在充满激热又不无虚幻的意识形态传教下，人们普遍地怀抱一种高迈激昂的理想，真诚地相信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崭新而伟大的时代，并从事于一项伟大而壮丽的事业，这项事业是如此的伟大和壮丽，它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把人类带进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美好的社会。在这项事业面前，任何个体和个体生命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唯有国家（集体）和国家（集体）力量才是强大的，可为依靠的。为了这项事业的早日建成，须要做出贡献乃至牺牲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于是，在这项伟大事业的旗帜下，集合了人间所有的乐观、热情、坚强、勇敢、光明、歌颂与赞美，献身事业是革命者的崇高职责，歌颂光明是文学家的最大任务，坚强表现为对死亡的漠视，勇敢意味着对悲苦的拒绝，乐观情绪淹没了忧患意识，遵命思想覆盖了使命精神。这就是伟大事业所要求的时代精神与理想。用这样一种精神去鼓舞民众，鼓舞民众的同时又被自己的这种鼓舞所鼓舞，用这样一种理想去赞美生活，赞美生活的同时又陶醉于这种赞美，作家诗人们于是在歌颂和赞美中变得更加的热烈、高亢乃至迷醉，对发生在脚下的苦难与死亡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漠然也就是势至必然。因为在高昂理想和时代精神观照下，饥荒及其导致的死亡和苦难，比较于正在建设的伟大事业，只是万里晴空浮现的一朵乌云，康庄大道上出现的一个泥坑，是暂时的，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既然微不足道，也就没有价值和意义，没有价值和意义（更不用说负面价值和意义），当然就不能得到表现。时代要求的是鼓舞人心，事业规定的是一片光明，而饥荒、死亡和苦难又意味着阴暗和灰心丧气，于是，在独立精神被遗弃，自由思想受挤压，乐观傲慢地睥睨卑微的忧患的时候，价值判断开始走样，良知与勇气跟随失去了分量，它们（饥荒与苦难）的不再触动作家诗人敏锐的神经，不再进入文学的视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顺理成章。
追问文学对大饥荒的失语并不意味着怀疑文学在这一时期表现的真诚，相反，我们相信这些作家诗人们对时代的歌颂和生活的赞美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诚。但真诚之于文学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之于生活，尤其是狂热时代的这种真诚，多少包含了蒙昧的成分，它没有了认真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的人性关怀的支撑，到底有些盲目与稚嫩，是一种近乎童年期的真诚，表现在文学上必然就是达致不到一种深刻的全面的真实。就此而言，对这些作家诗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创作表现，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就中国文坛而言，对大饥荒的整体失语，不能不是一大历史耻辱与污点。
然而，写作家止于写作的地方，思想家开始了思想。顾准这一时期的日记，对饥饿及饥饿导致的死亡有着真实的记录及思考，为后人解读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李慎之称“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事情上唯一的可聊以自慰。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