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民国，战争连绵不断，因战争造成的农田基础设施严重残旧，加上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把民国捣鼓的支离破碎。军阀混战，鬼子扫荡，土匪盛行，武装割据，这些都同时在民国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几何时，我们对民国全盘否定，那时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陈丹青说过，“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
民国时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学教师，前有高校毕业生，后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争先恐后跳进了‘窃门’。堂而皇之扒他人学术成果，为自己牟取功名利禄的伪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层出不穷的问题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软骨病，抛气节、丢良知，将尊严一脚踩至脚底，啐上一口浓痰，向名利把头低……”无价的学术、高尚的知识分子气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贱廉到这等地步。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2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国民政府不知悔改”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报纸的头版标题，试问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报纸敢注销这样的通栏标题？“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活在清末，那样，离民国就不远了。”崔永元调侃高考作文题时如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班网民纷纷赞同，向往回到时下大众传媒中的“美好民国”。章诒和也曾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义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他就是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当今大陆被拆迁户怨声载道，但1928年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就对动迁户说：“皇帝尚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给盖了房那就好。若没盖房，硬叫你搬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喜欢……。”乃至蒋介石都不能对民众随意拆迁，至今其奉化故居钉子户还成为大陆人旅游怀念的风景。
民国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军队不是大陆教科书里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自1937年7月7号抗战爆发到1938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为八大战区，战区共有国军117个师（不包括骑兵师和步兵旅），还有武汉卫戍14个师，西安行营12个师，军委会直属17个师，后方整训26个师，后备14个师等部队，抗战初期牺牲的血肉之躯就是出自这些部队。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八百壮士》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成为激励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谢晋元指挥下，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战斗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赞誉。
1944年9月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与军部手枪排正面遭遇大部日军，43岁的王及部下均战死。王甲本是抗战期间直接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遗于大陆。其妻于1950年代初被作为反革命家属枪毙，其子王宝光曾与杨振宁为同窗好友，文革期间亦被摧残致死。
西安事变后，闻一多怒斥张学良。清华教授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
张学良日记中说，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台湾桃园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14年未被晋升。一次，他对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蒋介石是五星上将，为台湾军界最高军衔)，另一个是我。直到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上台，他又调侃地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是蒋总统的弟弟。”
国军将领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中回忆长春围城战：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军进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车站自觉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注意亮点，几乎没人插队。……
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为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民国无法抹去的记忆！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述说，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却有明显进步。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关于民国的进步，秦晖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连破一、二、三、四亿大关，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发展中模式，则是20世纪后半期至厉行计划生育前的事。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中，曹树基证明，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从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干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35页)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处于传统治乱周期中两个“大王朝”之间的“乱世”，然而这个乱世的晚清和民国两段却有不小的差别。清末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主的咸同年间大战乱，固然使人口从4.36亿降到了3.65亿，辛亥革命前夕却恢复了增长。根据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干盛世。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侯杨方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而这种“乱世”人口增长率高于前朝(清)盛世的情况更是不同寻常，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就出现了5.8亿、连同港澳台已超过6亿的惊人数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显然，1949年后超过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变化的“自然延续，而并不是另一阶段的突然变化”。事实上，如果把民国年间惨烈的战祸与天灾与1949年后的“和平红利”的差别刨除，则1949年前后的人口增长模式差别并不大。因此侯杨方认为，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种“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即民国时期(侯杨方前引书，610-611页)，亦即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侯杨方列举了许多史实，证明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当然，人口的“乱世增长”不仅仅是卫生与社会政策的结果，它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进步相联系的。秦晖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文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及纵向横向比较问题。其中提到：过去我们喜欢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我国后来的纵向发展成就，并以1949年的中印横向对比说明那时的中国不如印度，而后来则超过了印度。但是这种比较有严重的问题。西方国家就不去说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在统计发展成就时，都是按照国际通常口径，拿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准来作比较的。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以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阿尔巴尼亚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战后新政权建立的1945年。只有我们老是以战后废墟为基点作比较，导致很大的失真。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准，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文还会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准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和平时期又超过了印度，但实际上只是回到了常态，改革以后中国领先于印度的幅度明显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后面了。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是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关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如果综合工农各业，则中印国民经济的长时段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
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资料”，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麦迪森资料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麦迪森资料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但秦晖根据更详细的资料统计，1949年前中国曾经修成并通车过的铁路(汰除重复)是31847公里，远远超过同一时间断面的通车里程，其中绝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经修成于民国时期。
但1949年年末中国实际通车铁路只有21810公里，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它人为破坏。此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2.4万公里，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低于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甚至到19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当然，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区的新建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的成就是不应因战争破坏而湮灭的。……
中华民国是革命得民主；是革清皇帝命，建立民主宪政法统。
现在，有人谈台湾是革命还是改良问题，谈的就是蒋退守台湾后官民间是革命互动还是改良互动问题。此时在台湾革命改良两种可能都存在。如果后来者坚持违背宪政实行专制到底，那就必须革命，这是产生台湾民进党并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本社会理由。如果回归宪政，革命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经国确实是回归宪政，这是民进党变成改良党的社会理由。
如果陈水扁的民主党革命目的是打天下坐天下，打倒中华民国后当终身总统，革命倒是有理由有必要的。但是民进党的目的同样是民主宪政共和，中华民国原来就有一个民主宪政共和的宪法。结论是因为中华民国有一部付诸实行的民主宪政共和的宪法，所以革命在台湾政权转变中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革命；改良顺行。民进党反国民党的独立革命有两类人：一是民主追求者，一是台独者。当国民政府“宪法真行”时，民进党革命者中的民主追求者加入了中华民国的民主游戏，于是，民进党顿时失去了大部分的民主追求者；民主党必须保住这大部分民主追求者才能生存，于是无奈，只好也加入中华民国宪政下的民主游戏，维系住这批民主追求者。
基于上面第二的解答，这里的第三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中华民国有一部付诸实行的民主宪政共和的宪法，即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所以，不需要也没有理由要再来一个民主革命。大陆正好相反，因为一党专政的极权宪法和一套极权的政治社会制度，加上一个强大的权财勾结的利益集团，这些法统、制度、权力、利益视民为敌，都在都拼死阻止民主。所以不能用保持原有法统、制度、权力、利益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良的方法进入自由民主。所以，连王岐山在内的不少大陆官员和民众，现在还在谈“革命”。似乎大陆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权需要一场民主革命才能解决。
所以结论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的萌芽，遗憾的是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