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有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没有从官方叙事中被剔除，但经过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私有财产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那句彰显财产权重要性的英国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成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句式。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谚语，据悉最早源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他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这种对私人财产神圣性的强调，是和英国文化中对王权的警惕和限制的历史一脉相承的。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背景就是贵族和国王为了征税权而引发战争，通过大宪章约束国王征税的权力。
个体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财产关系是税收。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可国家的征税权，而征税权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强制剥夺，公民个体如何规范或者防范国家的这种权力，需要一套宪政规则来保障，在没有宪政规则约束下，税收就不具有正当性，也因此征税机关有意对税收进行道德主义的涂饰，比如随地可见的标语--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等等。而站在捍卫私有财产的立场，抗税反而是正当的，是公民的道德义务。
除了税收和宪政这个大命题之外，国家还有众多的工具，侵蚀着公民的私有财产，风依旧是风，雨依旧是雨，但是国王---或者国王所喻示的公关权力却会以各种面貌出现，在不知不觉中侵蚀国民的大量财富，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
这当然和现代经济环境下，财产型态的演变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财产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捍卫财产需要对现代社会运行机理有深刻的领悟。
设想一下，如果你从一个农民手里抢走一头老黄牛，那么为了这头老黄牛，他会追赶十里地；而你从一个上班族手中抢走他的钱包，他一定会反抗；如果你要夺走一户人的房子，那么他们会和你拼命。这说明人们对特定方式的财产侵犯十分敏感，偷窃，抢劫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人人痛恨，人人都会参与抵抗，因此小偷，盗贼等能抢夺的财产，其实际价值反而是有限的。
实物，现金，不动产等都是非常传统的财产存在型态，也是人们最深容易直接感知的对象，而有价证券，知识产权，天赋能力，权利等等都衍生开来的财产和财富，因为越来越抽象，人们对它们的感受则会逐渐淡漠，对这些财产的侵犯则变得越来越不为大众所警觉。
以现金为例，失窃或者被抢夺往往不是最大的风险，真正的风险来自货币当局的掠夺之手。一个没有独立性，缺乏责任约束的货币当局，也就是所谓的中央银行，可以不动声色的稀释你手头拥有的现金的价值。最近这些年，几乎连最迟钝的国人，也都感受到了现金快速贬值的趋势。你的钱包也许比以前更鼓囊了，但是那购买力很可能是下降了，一碗面的价格已经翻了几番，在马路上捡到100分钱，也不好意思去交给警察叔叔了。想象一下80年代的万元户，那时候可以买一套房子的财富，现在连一个平米都买不到。这些钱所代表的财富不知不觉的就流失了。
财富的流失，当然还是有迹可寻的。从2001年以来，每年GDP的增长总是建立在更高M2供应量的基础上，根据官方的正式数据，截止到2012年，中国的M2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几乎是全球总量的一半。这其中的内涵虽然复杂，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刀枪棍棒，央行以一种文明的方式，重置了社会的财富结构，温柔的夺取了人们大量的财富。那些为了捍卫自身财富不惜战斗的人们，甚至都没有发现战场在哪里，游戏就已经变换了。
央行为什么能成功的重置社会财富结构？随着国家的演进，公共权力垄断了货币发行，金本位退出历史，货币变成一种信用安排，央行的角色越来越独特和重要。如果央行本身没有独立性，就会被特定的利益结构/政治结构所俘获，成为服务特定群体的工具。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结构下，中央银行偏离了维护币值稳定的正当目标，而服务于政府的各种短期目标，比如更高的GDP增长，特定行业的复兴计划，特定地区的开发等等，政府之手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做润滑，才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大量的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在自由汇率制度下，国民还可以通过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来间接约束央行滥发纸币的行为。而对人民币来说，汇率管制剥夺了公众的这个交易手段，而通过汇率管控，官方甚至能造成人民币对外不断升值，对内不断贬值的奇葩现象。
因此，在现代社会，私人财产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农民拥有的老黄牛的价值，就和遥远的中央政府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因此财产权的捍卫就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知识和观念上的挑战。经过必要的分析发现，捍卫财产从来就是一个指向特定对象的行为结构，在现代社会，尤其需要警惕的就是公共权力的掠夺之手。简单的说，这些都是牵涉公共领域的政治游戏。一个人以为可以远离政治，以为有个城堡可以躲避风雨，但是事实上只要你认真的对待财产，那么你就必然处在政治场域中，“国王”一直在场。对国人来说，不幸拥有的是一个生了重病的“国王”，它不受公众意愿的约束，它有自己的行动议程，不断吞噬各种社会资源，来维系经济发展的幻象，巩固少数人对政治的垄断。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人们的财产总是处在高风险中，安全感变成了奢侈品，穷人买不起，富人买不到。
归根结底，一个人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他自己，在一个亲和的自由的环境中，他可以利用他的勤勉，天份和智慧获取他的财产，虽然这个过程他要承担市场的风险，但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一个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果得到市场的正向回报，那么他能创造出来的财富是惊人的，就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故事一样，他们最重要的财产，都来自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来自市场，来自一个保护交易的法律环境。相反，在一个压制型的体制下，个体创造财富的机会被剥夺，个体的市场价值无法充分发挥，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因为被剥夺了必需的政治权利，也因此更不容易去争取自身的价值。比如，当自由结社的权利被抑制，那么劳动者失去了集体谈判的资格，而公民个体在掠夺性的体制面前无能为力。虽然像自由这样的价值本身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但是很多人会把这种价值当成一种抽象理念的需要，而忘记了正是依赖这种价值，财产权才能实现。一个奴隶，怎么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呢？
因此，热爱财产必然热爱自由，捍卫财产就是捍卫自由，反之亦然。既然不可能把“国王“挡在门槛之外，那就正视“国王”一直在场的事实，需要谋划的是如何把“国王”关进笼子---以财产和自由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