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这阵子又密集起来。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1月11日，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坠楼身亡；1月14日，湖北随州市科技局局长王甫友坠落身亡。
其实，我们只是知道这些属于“非他杀”，但非他人原因造成死亡，并不见得就是自杀。“非他杀”，只是排除死亡由他人造成而已，绳子是自己系的，楼是自己坠的。而自杀，不只需要死亡非他人原因，还需要死亡是个人所作的决定。这几年不时有官员死在车里，而且多是一男一女，双双裸体，也非他人原因，人们大多认为那是车里空气不足，一不小心，死了。“一不小心”，不算自杀。
如果说自缢与上吊意思上还算接近，坠楼与跳楼却很不相同。坠楼只是说人坠下去了，跳楼却是人主动坠下去。但说一个人坠楼而亡，并且排除有他人原因，就不仅任何人都无需负责，而且比起跳楼听起来和缓得多，——毕竟“一不小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有的官员“坠楼”前，会留下遗书，但也不说跳楼自杀，而要说成“坠楼身亡”。虽然留了遗书，却又经常是“不便公开”，好像官员为何而死，不是一件与公众相干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自杀身亡，不必有下文，反正大家知道他是死了，这就够了。
也不是一点原因也不说。近几年，官员自杀，往往说是抑郁。广州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抑郁，陕西榆林市司法局局长张引胜抑郁，辽宁省农村信用社主任袁卫亮抑郁。
去年12月11日，海口市人大副主任陈琼玻坠楼身亡，3天后官方解释是：经公安部门勘查确认，排除他杀；纪检和检察部门没有发现和收到有关陈琼玻不良行为的反映。报道则称“据知情人士介绍，陈琼玻身体状况不太好，一直饱受膝盖病痛的折磨，近期刚刚做完两次手术，对其身心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能有些抑郁”。这个解释，可谓环环相扣。排除他杀，死责在己；没有发现和收到过不良行为反映，组织上也没有施加什么压力，再次强调自杀属于个人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些抑郁”。
抑郁、抑郁症状、抑郁倾向，乃至只是“可能有些抑郁”，都可以作为官员自杀的最后原因。抑郁是怎样造成的，抑郁要达到怎样程度才会自杀，抑郁自杀的官员死前有过医学诊断还是事后临时被定性为抑郁，事后的定性又是否由医生做出？从来不会有交待，模模糊糊地“抑郁”二字，就可以把他给打发了。
一个官员抑郁到了要跳楼的程度，为何没有辞职，没有病休，甚至没有去看过医生？他的抑郁症状是否被发现，是否有人过问？抑郁是否影响其履行职务，是否影响了他处理公务的效果？暂且相信自杀官员确属抑郁，但抑郁到已经崩溃的官员，还在继续上班，可以说既不合乎人道，也不利于公共事务办理，又岂能不追问官员管理的问题。
抑郁严重影响人的情绪、自我评价和行动效率，因而一定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变化，影响工作。官员抑郁了，周围的人与他相处是照顾病人还是正常工作，他自己的行为是病理行为还是正常办公？
如果说官员抑郁并不影响其人际关系和工作效率，那岂不是说中国的官员产生了心理和精神症状，相关公务系统也完全不受影响，这是中国的公务系统有特殊的“抗病能力”，还是中国的公务系统有特殊的服侍官员的能力？如果说官员抑郁了可以正常上班，是因为要关怀官员，即使大家都去照顾病人、公务办得低效一些也在所不惜，那岂不是说中国的公务系统原本无须负责于公众，无须在意向公众提供了怎样的服务，而只要把官员爱护好？而事实上，官员抑郁了，“有抑郁症状”，最后在职位上自杀，“爱护”的效果又怎样呢？
有人曾经说，官员抑郁自杀，说明做官压力大，必须重视官员的心理辅导。从“官员也是人”的角度来说，这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出任官员，担当职务，本应有足以承担工作的身心条件。如果官员本身不具备工作抗压能力，他何以被选任？如果人们时常要顾及官员是否抑郁，是否接近崩溃，那又怎么好对他进行督责，谁督责过严，岂不是有伤善待病人的基本道德？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自杀官员真抑郁了的前提之上。而官员自杀真是抑郁所致，还是抑郁拿来作了解释自杀的方便原因，我们还不了解。需要破解的是，即使抑郁，官员自杀仍须彻查，选任过程仍须负责，抑郁有抑郁要追究的问题，这才可能使自杀官员的“抑郁”变得真实起来。宁可抑郁死，也不病休或辞职，官位怎么如此变态？抑郁而死的官员是真抑郁还是假抑郁，主动死还是被迫死，自杀死还是他杀死；抑郁是否成了筐？一称抑郁，死了就百事消灭，无须再向公众说什么，这种做法如果畅通无阻，“抑郁自杀”的官员一定会越来越多。
201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