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一”节中共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的信中，即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加强与会各党派、各团体的合作及加强这一合作而制定为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经毛泽东亲自改写的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号召。[1]
为了促进新政协的实现，毛泽东于5月1日又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先生，征求他们的意见。该信全文如下：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2]
国内外中国人对中共“五一”号召的热烈响应
看到了中共的“五一”号召，会见了前来香港拜访的中共代表潘汉年，阅读了毛泽东的信，李济深非常高兴，当即对潘汉年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并立即与沈钧儒联系。沈钧儒也对中共的“五一”号召和毛泽东的信极为重视，表示要立即响应。
1948年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中共“五一”号召，大家一致表示赞同。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何香凝（1879－1972，女，广东南海人），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1884—1970，浙江杭州人）、王绍鏊（1886—1970，江苏吴江人），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1892—1970，广东海丰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1877—1956，广东四会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1890—1953，广东东莞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和无党无派民主人士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1个比毛泽东年长的著名民主人士，加上一个比毛泽东小两岁的章伯钧，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认为这一主张是适合时势与人民要求的，并且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宗旨。同日，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
看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一书中的部分目录，读者可感受到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得到了国内外中国人多么热烈的响应。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一九四八年六月）
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一九四八年五月）
新加坡华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
马来亚灵丹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
马来亚霹雳州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马来亚槟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朱德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暹罗（泰国）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一九四八年五月）
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摘要）（一九四八年五月）
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一九四八年五月）[3]
下面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948年5月5日在香港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全文：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虚，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无派）[4]。]
建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以及国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人社团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热烈响应，对于解放军在1948年冬东北会战、1949年春徐蚌会战中战胜国民革命军无疑有绝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响应，推动民心进一步倒向解放军。1949年2月3日傅作义拱手交出北平城，就是民心推动的结果，更说明毛泽东也好，民主人士也罢，都非常清楚民心的作用。1949年5月1日，毛泽东对柳亚子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5]……”
毛泽东高呼“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充满民主色彩：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6]]
毛泽东当着众多民主人士的面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通过公开的电台广播、报纸刊载，通过民主人士私下的传播，对于破坏处于劣势抵抗解放军进攻的国民革命军，无疑有重大影响，因为很多国民革命军的军人都反感独裁，反感内战，向往民主，向往团结。
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原来其实就是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军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率领，参加北伐，攻无不克，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以广东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即时抗击侵略上海的日本军队。“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一·二八”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注：
[1]鲁林、卫华、王刚：《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49—1978）》，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姜建、王庆华：《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3]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目录》第1—3页。
[4]同上书，第151页。
[5]李银桥、韩桂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6]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