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Alan觉得，在中国通过考试拿到驾照，只是整个历险中最容易的部分，
现在，他将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在中国危险的土地上开车了。
北京市车管所二楼，一间整齐摆满电脑的房间里，Alan Paul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交规考题。这位美国《吉他世界》杂志编辑，正在为获得一本中国驾照而努力。
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少题更像曾出现在‘护理员考试’或《军队急救手册》里。”Alan说。
《华盛顿邮报》撰稿人Keith B.Rich burg甚至觉得，题目应当用于特技替身演员的考试，或者做派往某冲突地区之前，接受恶劣环境训练的期终评估。
—伤员受腹部开放伤，有小肠脱出该怎么办？是把它放回腹腔，不用处理？还是不放回去，并用碗或罐子扣住，外部用布带包扎？
—如果你要突然从翻转的车里跳出，应该往哪个方向跳？碰到地面后，用什么方式翻滚最好？
“在中国，唯一能和险象环生道路相提并论的就是—得到一本允许上路的驾照。”Alan Paul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中记录自己考试经历时写道。
Alan的愿望破灭得有些快。答完20道题后，他知道自己没戏了：一个哭丧着脸的小人出现在屏幕上，83分。还差7分过关。他“挂”了。
Alan之前已经在自己国家—美国—拿到驾照，不过美国驾照在中国不管用。
试题内外的逻辑
其实他比中国的司机已经幸运多了，作为想在国外获得驾照的老司机，他不需要“桩考”、“路考”，但得应付包罗万象的交规考试。不过，难的不仅仅是考题。这场“老外考本历险记”，早在上考场前就开始了—取得科目一考试资格。
在具体操作中，各地交管局将手续资料的办理细化为不同要求。比如说，深圳规定境外驾驶证的翻译，必须是区级以上公证处经过公证的中文翻译文本，或者在深圳工商注册的翻译公司的文本。
28岁的英国人Egon则选择委托所在北京外企服务集团（FESCO）代为办理，花人民币1100元，把必要证件交上去，将外企服务集团给他的550道题背得滚瓜烂熟就好。
当然，还有另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美国人David在办理中国驾照时，获得了一位朋友的“帮忙”。考试当天，他带着一位中国翻译前去，而真正在摄像头和监考人员面前进行考试的，是那位翻译。
采访中一直用英文表述的他，说到这儿突然蹦出两个中文词：“潜规则”和“钻空子”。科目二三的情况也差不多。尽管无需参加，但对于车内贴纸条、方向盘进退口诀“右2，左4，右2”等中国式“驾考秘籍”，外国考生们也颇有耳闻。
这些秘籍确实起了作用，报导曾援引江苏南京某驾校校长的话说，（在新交规尚未实施前）科目一考试一次性通过率曾高达85%~90%，科目二、三一次性通过率也有70%、85％左右。
而在诸如英国，一次通过率只有大约42%。
开车要“即兴发挥”
文章开头首战失败的Alan两周后再度来到当地交管所。像上次一样，屏幕弹出一个小人—不过这次是笑脸，通过了。
他只兴奋了一小会，便很快就意识到：刚刚过去的只是整个历险中最容易的部分。现在，他将不得不真刀实枪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车了—经历了细致严苛的交规考试后，老外们即将接触的中国，和考题正确答案要求的那个，截然不同。
比如：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A.从左侧超车；B.从右侧超车；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在《寻路中国》一书里，作者何伟判断，这道题三个选项都正确，而不是只有一个。他写道，每个中国驾驶员似乎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他们热爱突然加速、超车，无论山坡上、弯道处，还是隧道里。
何伟还抱怨过中国司机不开车头灯。书里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依然禁止夜间使用车灯。1983年，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访问纽约，会谈中他知道了，天色暗淡时曼哈顿的驾驶员要开灯行车。回国后，陈便要求北京司机也这么做。但是，很多中国司机仍只在夜间才开车头灯（雨天、雾天或者光线暗淡时都要开车头灯）。
不过，现在车头灯的使用习惯已经矫枉过正，另一种“马路杀手”出现了—“灯霸”，形容的是那些滥用远光灯的司机们。Egon说，在英国，这样会被认为非常无礼且无知，“别的司机甚至会大声斥责你，问你从哪里学来的糟糕技术。”
对于这些开车风格，何伟形容，“即兴发挥”吧。
Egon还曾目睹过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一辆车毫无预示突然停下—中国司机开门下车，悠悠然然把鞋子脱在一边，扭开矿泉水喝了起来。
中国司机开快车也让老外们无法忍受。已经有14年驾龄的瑞士人Hans之前曾办理临时驾照在北京开过3个月的车，那段经历让他难忘。“在瑞士，超速罚款高昂，我必须时刻警惕超速。但中国太多开快车的了，比如奥迪。”
后来，Hans没有去考驾照—比起“护理员考试”或“军队急救手册”类型的交规题和危险的中国街道，他选择了自行车。
只是，不知道北京大雾的这些天，他有没有后悔。
当老外撞了人
即使学会在试题之外的中国开车，还有另一套看不见的规则。
2008年一个上午，美国人David开的车撞人了。被撞的正是警察。David车的保险杠碰到了前行的摩托车，车上两名警察相应倒地。他非常紧张，马上打电话报警。
不出几分钟，20多名警察来了—出事地点是一个派出所门口，来的正是所里的警察，后来他发现这两个受伤的也是。
警察们把他团团围住，大声说着方言，车当场就被扣了。
两名受伤的警察被送去医院，David和稍后赶来的司机开着另一辆车也去了。医院里，他看到这两个人在病床上苦苦呻吟，他很担心。
好在，当天医院报告显示，两人身体并无大碍。根据规定，David只需拿着报告和其他事故资料，跟这两名伤员一同到交警大队协调科签字，就能拿回自己的车。
David松了一口气，可是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司机告诉他，进门时看到那两位“受伤的”警察在就诊室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几天后，双方在协调科相见。但其中一个警察拒绝签字，因为他还要做身体检查，并且不去医院做，“我的病医院查不出来……我还需要一种药，价格是两三千。”“有发票吗？”David问。“没有，这是我家乡产的。”
David付了他们所要求的“买药钱”。他们约定3天后再去签字。出乎David意料的是，3天后的协调科里，那位“要药”的警察又开始头痛了。
David忍无可忍。“我就像是他们的ATM机。”接受采访时他这么说。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他，想到了中国人的办法—他在协调科门外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是当地公安局的科长，他告诉David，会给这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
不久，协调科走进一个警察，把那个仍在抱怨头痛的警察叫进隔壁房间。所有人都莫名其妙，争吵持续了整整10分钟，“受伤”的警察从房间出来，嘴里嘟囔一句：“你给我一千，我马上签字。”
David立刻交钱。但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位朋友也没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