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台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让我想起历史上并不广为人知的官员周期率。魏公子牟到秦国游学，离秦前对丞相范雎说：“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这话其实很简单，说明因做官而追逐美味讲究排场以致身败名裂的周期。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世风渐变，尤其是官场上僭侈之风盛行。举笔者去秋的亲历即可窥豹斑，西部某市一辖区因迎接邻区长官带队考察动用三级警卫(中央委员适用标准)封路清场，行人避让交通改道，民不堪其扰。孔夫子对季氏僭用八佾之礼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号，笔者忝为该区交通行风评议员却奔走呼告无门。
官周率的形成自有其文化心性。《战国策》载齐宣王见颜斶，这位喜欢安步当车不愿为帝师的隐者揭示了官员骄奢行为的心理：“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说穿了就是底气不足内心苍白无力才会靠物质铺排来强调其地位。梁任公则从人心喜攀比好从众的习惯分析：“上流社会满盈骄奢，寖成浮华轻薄之风”。所谓“寖成”就是与世推移，相互濡染养成的官场恶习。
官周率的发生也有其政策土壤。一百多年前严复写过《论中国教化之退》专门研究社会风气的退化，其中有一句就是“其富也，僭侈逾度，国家听之”，可见政府官员的骄奢也是由于法令松弛疏于执行所致。从表现来看，由于缺乏透明的收入监管机制与严格的职务回避制度，官员的腐化已经延伸到配偶子女。汉朝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就曾指出：“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坐而委蛇，起而为非，未见其仁也”。官周率的本质就是贵能致富，权能易钱，推动奢侈风行的大多是权力不受限制的官、富二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自然往复循环。
官周率的出现还在于其经济伦理。中国的官场有句谚语：“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道出了个中三味！在政府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只有公务消费能够在体制内满足官员的支出需要，其经济逻辑是只要不中饱私囊便无迹可循。但这实质是消耗公共资源，影响到正常的支出结构，挤占其他刚性支出。反观法治国家，所有开支均严格按照预算进行，不得随意增加。笔者曾到美国白宫与国会预算办公室访问会晤，对方依礼只准备冰水，但参照中国人的饮用习惯专门备有热水，可知该国对公务支出控制之严。
中国最早的政府公告《诗经·商颂》这样告诫官员：“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即不准超标接待，不准过度消费，与我们当前的禁奢令不谋而合。当下正值激浊扬清，广大官员须知“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尤要懂得修己洁身，践履禁奢令，才能真正跳出千古不易的官周率！
（文章原标题为《从禁奢令看“官员周期率”的形成与破解》，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