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高棉兴亡史的讨论在国际上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如何讨论和由哪些人来讨论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拿美国来说，尽管"区域研究"是学术界的热门，但这个在冷战时期兴起并以和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结合得很紧密的学术领域在冷战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非政治性的课题占据了主导地位，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东南亚本来是一个在这个时期充满了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的区域，但相对来说，以这种政治变化为对象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在后冷战和后革命时代不成比例，比比皆是的是充满了"后现代"和"后殖民"趣味的课题，一个对当代东南亚的社会有着最直接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反而成了少人问津的老古董。
在这个大背景下，虽然红色高棉在短短几年间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国对柬埔寨大半个世纪的统治(值得指出的是，红色高棉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只有毁灭，而法国殖民统治除了在经济上殖民掠夺的一面，毕竟对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没有带来重大的破坏，而且还给这个传统社会增添了欧洲文化的成分，例如金边作为一个融合了传统柬埔寨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现代城市就是一个事例)，但在新一代的东南亚学者中，愿意接触这个课题人并不多，对红色高棉所作的基本研究还是由在冷战时期成名的学者来完成的。
而在中国学术界，对红色高棉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展和成就。这个政治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红色高棉是一个以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政治运动，它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自然会使人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评价产生影响；第二，红色高棉不但是在思想上是毛主义的产儿，而且在实际发展中和文革前后中共的对外政策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个别网站和媒体偶尔"越轨"外，长期以来对红色高棉的介绍始终局限在官方所允许的所谓"极左"的框架内，在历史事实和理论探讨两个方面人们对当年柬埔寨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当年的中共应该对红色高棉负有历史责任始终没有清楚而全面的了解。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红色高棉的探讨，在中国也是对中共自己历史的探讨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界，最近对红色高棉的历史、尤其是它和中共联系的意义上出现了一些新材料和讨论，反映在铁戈的《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逐浪湄河》)和周德高口述，朱学渊撰写的《我与中共和柬共》(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两本书中。这两本书都加深了我们对红色高棉的历史和它与中共的关系的了解，但比较而言，无论在材料和观点方面，《我与中共和柬共》都更值得向读者推荐。
这两本书都是自传，前者的传主是常修文，后者是周德高，他们都是中共从50到70年代在柬埔寨(也曾经在和柬埔寨比邻的南越)的地下情报人员，公开身份是经营有道的商人。作为中共的情报人员，他们原来都和柬埔寨共产党没有联系，只是到了后期，迫于形势的重大变化才不得不对柬共公开自己的身份。常修文在1970年朗诺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之前主要从事对南越的情报工作，政变后转为对柬埔寨，他最惊险的经历是自60年代中期就在柬埔寨设立和北京直接联系的地下电台，一直到红色高棉上台。周德高从事情报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他和柬埔寨方方面面人士都有密切关系，从西哈努克政权下的贵族官僚到朗诺政权下的军人政客和红色高棉的各级领导人，利用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直接参与或经历了60和70年代柬埔寨的一些尤其是和中共有关的重大事件。
这种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历史作品给读者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叙述可以拿来作为可信的历史材料。一般来说，对于这些作品中的细节，尤其是那些绘声绘色的情景描写，特别是长篇对话，读者可以不必过份认真；但对重大事件的交代和分析则应该是有认识和使用价值的。两本自传的主人公中，周德高不但身在海外多年，而且经历了思想转变，对"革命"早已深恶痛绝，斩断了和"组织"的纽带，所以写作中没有顾虑，提供了丰富的内幕细节和材料；而铁戈(笔名)，不但身在国内，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仍然是一个"革命者"(尽管他对红色高棉的革命完全否定)，所以很多地方对中共和柬共的关系或是点到为止，或是语焉不详。因此，一个可以说畅所欲言，另一个则往往欲言又止。此外，由于年龄和投身中共"革命"的时间不同，常修文30年代末就和中共在柬埔寨的组织发生了联系，对中共建国前在印度支那扩展影响发展组织的情况介绍得要多一些，而周德高于50年代初和中共发生联系，其叙述集中在从50到70年代。
"侨党"与"华运"--中共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两条腿
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相比，中共有一个得天独厚之处，这就是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尤其是在和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为它提供了扩展国际影响的天然条件。这个以"同文同种"为基础的信息和组织网络在中共夺取政权和发展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至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东南亚华人长期处于殖民地统治下，既不能被白人统治集团所接纳，更不能和当地土著所融合，一直视中国为祖国，认同中华文化。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常常使他们把自己在当地的低人一等的处境和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背景相联系，而很多人从事的低下的社会职业又让他们对现实严重不满，一些人即使通过努力在经济上远比当原住民富余，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远在当地的西方人之下。在这些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些华人中一直有广泛的影响，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意识形态成了他们在殖民地举目无亲局面下的精神支柱，其执着程度往往比很多在国内参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革命的人有过之无不及。
东南亚华人很早就和中共发生了历史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中共成员流落东南亚，建立了中共在东南亚的组织，称为"侨党"，很多人后来转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同时拥有中共和这些党的党员身份，不但基本听中共的指挥，而且把中国视为大后方和培训基地；抗战时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更是有计划地向东南亚派遣人员，作长远打算，例如著名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就是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笔的。
在这个"侨党"的外围，则是所谓"华运"(华人革命运动)，即在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这又是一个中共特色。
所谓"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中共可以在法律、政治和道义和身份上在各个地方和场合从事难以用中共或者任何公开党派的名义所从事的任何活动，哪怕是在自己掌权的条件下，也总有一些话，一些事，让别人来说或做比自己要好。这个"华运"在英美的东南亚殖民地有理想的活动条件。在这里，公开的共产党是非法的，公开挑战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也是要受到镇压的，但除此以外，英法统治者对民间社会政策非常宽松，尤其是教
育、新闻出版和少数族裔社团组织方面的独立和自由，例如共产党组织虽然不能公开露面，但学习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革命文艺作品，演出红色文艺节目，尤其是以工会学生会和各种俱乐部的名义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甚至游行示威，这些都是合法的。华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校，殖民政府很少甚至从不过问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革命可以公开传授和讨论。
如果把极权政体和殖民统治相比，在对意识形态、言论自由和社团组织的控制方面，前者可以说是有百密而无一疏，后者则往往相反:有百疏而无一密。
这种非常宽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在独立后并没有改变，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对民间社会基本上沿袭了英法殖民主义统治时的政策，而且由于没有了殖民地时期职业化的官僚和相对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多方面松松垮垮，加上贪污腐败，因此整个体制充满了漏洞，这两本书对此有详细描绘。
一个典型事例是常修文50年代初回中国接受训练，八年后被派遣回到金边。由于他是从法属印度支那在河内的海关出的境，柬埔寨方面没有他出境的记录，八年后他回柬埔寨时越柬都已独立，但两国政府没有在过去殖民统治下出入境记录上充分合作，因此常修文可以声称他从未离开过柬埔寨，只不过没有及时更新身份证。这样他不但顺利恢复柬埔寨永久居民身份，甚至通过找关系把这八年欠下的身份税款也勾销了一部分，政府方面根本不知道他离开柬埔寨在中国待了八年。这些合法权利和非法漏洞无疑给中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组织和活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隐蔽而组织严密的"侨党"和公开而相对松散灵活的"华运"相结合，是中共在东南亚的主要活动方式。常修文和周德高参加革命和后来长期为中共从事地下活动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常修文出生于金边贫困华侨家庭，三十年代下半期在金边私立新华小学校时就接触并被招募进中共地下组织。这个学校的校长本来就是曾经参加广东潮汕地区农民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1939年这个学校又从延安派来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新加坡华侨，曾经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来去了延安，再被派到柬埔寨。在他们的组织下，这个小学很快就成为中共传播革命文学、歌曲、舞蹈和政治理论的阵地，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他们的招募对象，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常修文就被这对夫妻选中，利用他的儿童身份担任地下党的交通。当时中共的宣传在国内就是以"抗日"为表，"拥共"为里，在海外也是如此，从常修文的回忆中，读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延安抗日，重庆卖国的谎言。
1944年，常修文转学到南越西贡附近的堤岸，在一所侨社公立的义安中学读书。义安是一所在学习和纪律上都非常严格正规的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这些都让在中共和左翼思潮影响下自由散漫惯了的学生不适应，于是他们闹起"学潮"，很多转到了槟知的南侨中学。这是又一所受到中共影响的学校，其中有一个老师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曾是广东某地下县委书记，后来转入南越，在这所学校教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这些典型的左翼课程。常修文也接受他在新华小学时的中共老师的"建议"，转入了这所学校，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左翼书籍(如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哲学》和其他理论书籍和苏联的革命文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等等，即使是西方文学，也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如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同一时期也是东南亚其他地区左翼华文文学中的必读，例如马共总书记陈平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都在少年时期就深受它们的影响。1946年内战时期，这所学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还发动西堤的华裔学生和工人举行了"反内战、要和平、求民主"的游行，把南越也当作了国共政治斗争的战场。
周德高也是贫困家庭出身，50年代初参加革命，当时他二十一岁，正苦于没有工作，一些"朋友"答应帮助他在柬埔寨马德望市安排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的"群星体育会"，公开活动是篮球队、夜校和文艺辅导班，但实际上让他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些中共书籍。从这个外围团体开始，他逐步接近党组织，1956年被推荐到《棉华日报》工作。这是一家直接听命于中共大使馆的宣传媒体，周说他"出身贫苦，为人热诚，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他后来升任报社经理，在他努力下《棉华日报》发行量达到一万一千多份。他后又向侨领借钱筹办了一个事务所，做各种生意，以此为地下工作的掩护。"和很多地下工作的家庭一样，周德高全家也都投身革命，"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帐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情报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常修文和周德高的生活经历和参加革命的过程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中共充分利用东南亚民间社会的各种自由和政府管理上的漏洞，组成一个"侨党"和"华运"相结合的政治、宣传、组织和情报网络的画面，为我们了解海外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从朗诺政变到苏品被杀--美中对柬埔寨民族悲剧的责任
周德高书中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他亲身经历的和中共有关的事件，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共事先获知郎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的情报，并为促成柬埔寨革命早日成功作好了相应的战略安排，这和印度之那局势的巨变和红色高棉的上台有直接关系；第二是周德高把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苏品对波尔布特集团不满并和越南关系密切的情报向北京报告，这个情报很可能从北京泄露给波尔布特集团，导致苏品被杀，而苏品的被杀又开始了红色高棉一发而不可收的大规模内部清洗，最终导致越南出兵、红色高棉政权垮台。
60年代西哈努克政权面临的是一个危险而复杂的区域形势:美国和中共都卷入越南战争，把柬埔寨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应该指出虽然美中都卷入越南战争，但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就和苏联作出分工:苏联负责在东欧的革命(当时东欧国家虽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但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共则负责亚洲尤其是东南亚革命。50年代初中共在北越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改造以及抗法战争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派出大量人员直接参与以上重要事件。因此，在对越南战争的历史评价上，如果美国的入侵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话，那么这个谴责同样或更适合于中共对越南内政的干涉。熟悉中外关系史的人甚至还可以把中共试图对北越施加影响和历史上复杂的中国和印度支那关系史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在冷战史上，中共对北越的支援在先，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在后。
面临美中两个大国的对抗、和柬埔寨比邻的南北越两个对立的政权，以及旷日持久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西哈努克试图维持一条危险的"中立"路线:在国内镇压共产党、把红色高棉赶进丛林和越南；而在国际上维持和中共的友好关系，对来自中国和北越的人员和物资通过柬埔寨进入南越(中国援越物资在柬埔寨的磅逊港上岸后再运入南越)和在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的事实或是声称不存在、不知情或是说以柬埔寨的实力无法制止。
在美国眼中，名为中立实际支持北越的柬埔寨成为自己在越南战场脱身的障碍，于是以攻为守，支持柬埔寨统治集团内部以郎诺--施里玛达为首的亲美派发动政变。朗诺当时是首相，施里玛达是国防部长。尽管这些亲美派早就对西哈努克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国有化"政策不满，但君主制在柬埔寨根深蒂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个集团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
柬埔寨后来的民族悲剧，中美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利用西哈努克的亲华和反美情绪把柬埔寨变成自己介入越南战争的方便途径，从而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置这个东南亚小国于国际政治的危险旋涡之中。在美国方面，如果说西哈努克暗中支持北越是违反了国际中立，那么美国应该可以有相对应的方法实行制约和报复，而策动政变将他推翻不但是对国际准则的践踏，而且推翻君主制实际上导致柬埔寨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断裂，开启了社会急剧恶性变化之门，最终导致了红色高棉的上台。
根据周德高的回忆，1969年底中联部紧急将他召到北京，告诉他根据中方掌握的情报，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局势即将发生巨变，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势力要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他在柬埔寨的活动方式和任务也要相应变化，他要尽量留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并给了他一大笔钱。过后周才知道，这次行动是康生直接指挥的。本来他和柬埔寨共产党没有直接联系，北京给他的任务是建立和柬埔寨共产党的直接联系，并要他回柬埔寨后通过他所熟悉的柬方高级官员把这个情报告诉西哈努克，建议他取消出访。周德高回柬埔寨后向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周成(周德高后来知道此人实际是柬共成员，而柬共巴不得西哈努克被推翻，这样北越和中共都可以放手支持他们)，另一个是金边市长迪潘(此人还是西哈努克的儿女亲家)透露了这个情报。两个渠道都把这个信息传给了西哈努克，但西哈努克自认为对朗诺集团非常了解，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而是按期出国访问，于是被推翻。
对于中共要通过自己向西哈努克政府通报，周德高开始很不解，用他的说法是以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关系，为什么周不亲自向西哈努克通报如此重大的情报?这也可能是一些读者看到这里会产生的疑问，从而质疑这个叙述的可靠性。周德高后来解释说，可能当时西哈努克对北越对红色高棉的支持也不满，启用亲美派朗诺和施里玛达等人表示在中美之间的平衡，而中共"不愿和美国在西哈努可面前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当时红色高棉的武装斗争已有起色，如果西哈努克被推翻，柬埔寨正好可以放手革命，或许坏事变好事，促成印度之那革命的早日成功。
其实，以周恩来的谨慎和经验，采用这个方式向西哈努克通报是有可能的。因为任何情报，尤其是重大情报，不但难免有真假难分的一面，而且以周的身份或中共官方的身份向西哈努克打他的首相和国防部长的小报告，无论在情报工作和外交关系上都是犯忌的，说不定会被看成是离间计，干涉内政，借西哈努克的手除掉反华派，甚至可能会把西哈努克推向美国。所以，让一个情报人员出面间接向柬政府通报更稳妥。如果情报是假的，对中共无关痛痒；如果情报是真的，西哈努克挫败了政变，那等于是清除了亲美派；如果西哈努克不信，那么他被推翻暂时会给对南越的援助带来困难，但对于柬埔寨革命并非一件坏事，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也可以连成一片。因此表面上看来难以理解的事，在处理情报和国际关系的特定处境下也可以解释。此外，也不排除中共还有其他渠道向柬埔寨方面通报的可能。
无论如何，从周德高的回忆中看，中共在掌握了柬埔寨即将发生政变的情报时没有冒外交风险向西哈努克直接通报，而是做好了西哈努克被推翻的实际准备，这个战略安排对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后来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从中共推动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个安排是成功的: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并没有强化整个印度支那反共亲美势力独立支撑局面的能力，还是不得不在五年内完全撤兵，让越老柬三国连成一片，整个印度支那革命迅速成功，这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在俄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又一世界历史性胜利。
但中共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为这个胜利最终付出代价的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自己:不但越南反美统一战争一结束就完全投向苏联，以中共为敌，而且中共对红色高棉的全力支持从此给自己背上了政治和道义上都无法推卸的责任。
周德高披露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苏品被杀对红色高棉的影响。苏品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但这多半是因为他被清洗的缘故。苏品是柬共老战士，参加过抗法斗争，70年代初时担任柬共第二副总书记，和波尔布特、农谢以及英萨利组成柬共四人常委会。他长期负责柬共在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是实力派，红色高棉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周德高和苏品早在1971年就在柬共根据地为了中共在柬埔寨从事"华运"的人员问题有过直接接触，认为他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中相对来说比较现实，为人温和，容易接近的一个，在干部战士中威望也很高。
柬共进城后，苏品在领导核心中对波尔布特一系列基本政策不满，曾经通过和向越共关系密切的朋友向越共反映，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波尔布特的"胡作非为"。周德高从他的情报网中了解到有关苏品和越共的接触。越共和柬共就像中共和苏共，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为了历史上的领土问题、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印度支那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有很深的矛盾，"革命"成功后红色高棉不但在国内政策上更为激进，在"建设共产主义"上要一举超过北越，而且对在柬埔寨实行种族政策，对境内的越南人百般迫害。所以，越共和柬共之间的矛盾的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这种矛盾在柬共与越共各自有国际后台(中共和苏共)的背景下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复杂关系下苏品和越共的接触一旦被波尔布特集团获知，后果不言而喻。
1977年初夏周德高奉召回国，外交部和中调部都要他汇报柬埔寨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周本来就对红色高棉进城后的一系列极左政策不满，于是把苏品对波尔布特政策的不满和他与越共的联系作为柬共内部对波尔布特基本路线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告诉北京，希望北京能够对波尔布特的极端政策有所干预。
谁知他的这种努力的效果适得其反。当时中共国际政策还没有全面转向，还在支持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建立"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此时中越两党也已经处于矛盾就要公开爆发的时刻，于是中共外交和情报官员一方面对周德高对红色高棉的批评不满，另一方面却从他的汇报中怀疑苏品成了越共在柬共内部的代理人，担心所谓"亲越派"控制柬共。
周德高说在他汇报之后，中共很快邀请苏品访华进行试探，苏品回国后不久就被杀，因此很可能是中共把他提供的苏品和越共有往来的情报通报给波尔布特。苏品手下的东部大区的干部战士被称为"越南人的头脑，柬埔寨人的身"，受到彻底清洗，数十万人死亡。被派去杀人的是有"屠夫"之称的西南大区领导人塔莫。
对苏品的镇压把一部分东部大区的红色高棉部队逼上梁山，由师长韩桑林率领投奔越南，建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跟随越南大军打回柬埔寨。就是这个被逼出来的政权后来被中共称为"傀儡"和"卖国"政权。和苏品持有相似看法的或受到怀疑的很多党政领导人也被杀，如曾经负责金边地下工作的温威，后来担任民主柬埔寨副总理。
从后果来说，对苏品集团的屠杀不但导致红色高棉内部公开分裂，而且大规模的镇压从此一发不可收，这个政权从此由盛转衰。如果北京确实向波尔布特集团通报了苏品的情报，那么等于直接卷入了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
红色高棉确实是毛主义信徒
1999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之邀，写了一篇题为"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的文章。文章虽然基于英文第二手材料，但却是中文学术界比较早的系统介绍和分析红色高棉的论文，后来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传播和引用。文章在分析红色高棉的性质时说它的目标是要"超过列宁和毛泽东"，"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正是这条道路导致了一场建立在民族大屠杀基础上的社会重构。
今天看来，当年前的那个分析还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不足的是还应该明确指出:红色高棉的本质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号和野蛮措施集中到一点，不过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强制甚至暴力去实现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所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成就、规范和观念。
在国际共运中，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政策在红色高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最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文革中，红色高棉则又把这些"伟大实践"推向极端，最不可思议的是废除家庭，实行配给婚姻，即在"集体生活"基础上由党指定性伴侣。《逐浪湄河》和《我与中共和柬共》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介绍，有助于我们从具体历史发展的角度提高对红色高棉的理论认识。
在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中，无论从规模还是后果来看，撤空城市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废除以城市为空间的各种文明制度，意在彻底消灭所谓"旧社会"。
作为毛泽东的信徒，红色高棉对城市的废除不过是文革时上山下乡和各种"下放"政策的极端化，而根据这两位作者，这个政策早就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就在"解放区"实行了，还遭到一些华人集中的城镇居民的抵制。波尔布特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对于经过了文革的人来说，他的这句话和当时中共把各种"新生事物"(例如"工人参加管理"和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等等)自我标榜成"伟大创举"和"革命的首创精神"等等如出一辙。
红色高棉的主要来源是青年甚至少年农民，通过洗脑，红色高棉成功地在他们心中建立了"乡村-城市"的善恶二元对立，培养起对城市人的仇恨和厌恶，以至于当他们后来和城市人接触多了以后会问对方是不是吃人不吐骨头，是不是什么活都不干吃饭还要人喂等等离奇的问题。
但意识形态之外，废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它是红色高棉经济大跃进的一部分，因为在红色高棉看来，城市人只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而对他们的强迫劳动可以增加生产(这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在卡斯特罗看来城市人都是好逸恶劳，都应该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个红色高棉干部这样对被驱赶下乡的城市居民说"把城市人口迁到山区去，发展山区经济，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法国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们才有办法做到。你们想想，如果整个山区发展起来，我们柬埔寨的米粮、生果以及山区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放开肚子吃饭吧!"
这些话其实也是中共大跃进口号的翻版。
红色高棉敌视城市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因素是它长期活动在边远乡村，不但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对城市生活非常隔膜，整个干部队伍的中上层(除最高领导集团核心是留法学生)都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水准和平均年龄极低，因此不要说有效管理一个城市，就是维持日常运作都让他们望而生畏。这两本书都提到在红色高棉队伍中对城市的敌视(意识形态立场)和畏惧(毫无知识和经验)是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干脆废除而不是学习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不但成了方便的、而且或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红色高棉的这个历史处境在国际共运中并非个例，但在程度上是最极端的。接收、改造和管理城市曾经是中共1949年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进城赶考"的心态中未必没有和红色高棉类似的对城市的恐惧，但中共不但早就有"坐江山"的心理准备，而且在自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和城市的联系。
和对城市的厌恶和敌意相联系的是反智主义，在这方面红色高棉有它自己版本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哲学和痞子话语。常修文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老干部"在对城市人的思想和劳动改造动员大会上讲话的情景：
当这个老干部带着一把锄头走上改造大会的讲台时，下边的听众开始都有些不解。老干部说"在新社会里，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有没有真正的本领，不再根据你有什么学历，什么文凭，什么头衔。什么博士、硕士，见他妈的鬼去吧!以后是根据这个"，他拍着锄头说，"今后再不需要什么中学、大学，他们培养出来的是一大群饭桶，耕起田来，比得上我们农民吗?我们不需要城市，城市里的人都是些妓女、强盗、剥削者。城市的马路能种谷子吗?我们今后，是英雄，是好汉，就看你从锄头底下，生产出多少粮食来评比。"红色高棉要让城市人都脱胎换骨，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信念，建立起对锄头和肌肉的崇拜。常修文说，经过这么一番"教育"，下边听的人对那把锄头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种语言和场景，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除了这些和中共以及文革特别相关的内容，这两本书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推荐，尤其是对"解放"以前的柬埔寨(以及南越)社会情况的描绘。这两个国家都是鱼米之乡，在旧政权下即使久经战乱，老百姓仍然基本不愁吃穿，政府机构虽然有昏聩之处，但对小民百姓并不苛刻，虽说不上是太平盛世，但日子很好过。
最让人吃惊的是常修文说"金边市即使在‘解放’的前一天，自来水依然正常供应，市场和商店里的商品，依然很充足，货币依然可以流通。"这哪里象是一个久经战乱暗无天日等待被"解放"的"旧社会"?
在对殖民统治的描绘上，读者也不难看到很多被"革命"话语刻意遮蔽的历史。除了对民间社会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容忍，殖民政府在管理上的效率和廉洁确有值得称道之处。例如常修文说，森林业是柬埔寨的生财之道，法国在柬埔寨的森林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珍贵木材，每棵大树都有专门编号和记录，如要砍伐必须经过很多手续，砍下后还要经过验证，无人能通过送礼走后门来砍伐。但独立后这个制度很快就在贪污受贿下名存实亡。这些细节，对于消解"革命"话语、了解真正的历史常常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红色高棉的历史了解得越多，人们就越会发现这个给自己民族带来空前绝后灾难的政权，不但其思想和政策和"毛泽东思想"有继承关系，而且其实际发展又直接在中共的东南亚政策影响下。周德高和常修文的亲身经历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红色高棉的历史，也就是研究中国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