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自信”的议论很多。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需要正本清源。始作俑者，起源于李长春去年的一篇讲话。李长春是去年的九常委之一。正是这位前常委，最早提出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接着就出了一篇有权威的诠释文章。
篇幅虽长，讲来讲去是两点：一，中共以人类解放为己任，作出了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就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二，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共就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篇诠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作者署名衣俊卿，是李长春的助手，其内容应该具有被李亲自认可的权威性。如其不然，想必早会有所澄清——但从来没有。
这是一篇不讲道理的说理文。第一，他说，甲要解放人类，要改变世界，因此，甲的自觉和自信，就是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然则，乙也要解放人类，也要改变世界，为什么乙的自觉和自信，因此就不是清醒的，而是糊涂的？然则，丙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放人类或改变世界，难道丙的自觉和自信，就一定不是清醒而是糊涂的？第二，甲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说，应该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然则，他的举世瞩目的无法无天的瞎折腾，和由此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及有目共睹的遍地腐败，和正在导致社会断裂的鸿沟，难道就不应该更加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吗？这算什么道理？
这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
这种理论自信，我认为，属于王婆卖瓜的欺人之谈。自己对自己要求严一点，这是“行为自觉”的一种。行为自觉有时是可取的，“理论自觉”则是不可取的，越说得天花乱坠越不可取。理论者，意识形态也，立场观点也，不去观察和研究客观的现象，却去把我所崇拜的理论高高举起，大谈什么自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于中国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你的目的本来就是不讲理，当然不妨如此这般一边倒，如此这般先入为主，如此这般畅谈“理论自信”。但是，究其结果，不管这种自信最后虚化为空谈，还是落实为埋头苦干，说得轻一点，叫做误导年轻人，误人子弟；说得严肃一点，叫做祸国殃民。毛泽东强迫全体中国人替他缴的学费，难道还嫌不够吗？
毛泽东喜欢说大话，招摇撞骗。但是，总不能以人废言。他也讲过一些道理，有的还讲得相当好，相当实在，相当透彻。比方说，他的《七大报告》中的某些段落就是如此，为他添了光彩，笼络了人心。特别是其中关于“自我批评”的话，讲得非常动人，好多老人至今尚能背诵如流，这里用不着我来抄书。我只愿意指出，毛泽东那一段不朽的关于自我批评的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他也同样把事业的正义性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恰恰和李常委相反。毛非但没有侈谈“自信”，反而把结论老老实实落到了“自我批评”之上。下面是毛泽东文章中那一句承上启下的话：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有人说，七大报告的起草，根本不是毛泽东主持的，而是在别人主持下，由几个秀才动笔的。但是，毛毕竟同意让此文在他的名义下发挥了作用，因此我们除了把它称为“毛着“以外别无选择。不管怎么样，就文论文，下列思辨逻辑和表达方法是合乎理性的：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不惜丢掉自己的错误。
因此，下列论断就同样是合乎理性的：不为了人民，不为了正义，而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权力、利益和面子，很难丢掉自己的错误。
同样，提出下列疑问也是合乎理性的：在制度性腐败和制度性违法的案件层出不穷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反复宣传自信，难道是为了丢掉错误吗？难道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吗？难道不是为了保住一种……面子吗？
毛泽东在七大郑重其事把“自我批评”和“马列”与“群众”一起，定位为鉴别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但经过多年实践检验，“马列”是说不清楚的，“群众”是可以任意被“代表“的。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痛心疾首的遗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对自由如此，对马列，对群众，乃至对革命，对真理，又何尝不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真正靠得住的，是有错就改，是闻过则喜。可惜毛泽东自己热衷于坚持错误，把“自我批评”这个最可靠的“显著标志”丢掉了。
1954年春到1966年春，我在中央组织部，多次听老部长安子文传达刘少奇的一句话：“什么是最大的错误？”安是这样复述刘的论断的：犯了错误，也已经知道错了，但仍然坚持错误，这是最大的错误！后来层出不穷的悲剧，使我日益认识到刘少奇这个判断的份量之沉重。果然，自我批评被毛泽东作废后，中国共产党就此走下坡路了。
最近提倡好作风，可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在其中。只要这个被毛泽东废掉的“显著标志”仍被束之高阁，中共要想“复兴”恐怕不会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