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人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从上得了台面的层面上讲是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从近年来披露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看，其内在的主要动力是希图建立“不世之功”并为争取“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奠定基础，所以像当时有人批评的那样，整个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由于“好大喜功”，人性中那种狂妄、急躁、专横、暴戾等等东西恶性膨胀，造成的后果就是“大跃进”中全国上下大话、空话、谎话蔚然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终是欺骗众人又被众人欺骗。在这方面，最“经典”的当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农业“高产卫星”，以及毛泽东为此提出的“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这种虚夸和造假已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笑柄，更成为国人罹受“史无前例”大灾难的前奏。
实际上，虚夸和造假并不只在“大跃进”高潮之时，在紧接着的大灾难中仍然乐此不疲。由于“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坚信在他领导下中国已然迈进了“共产主义”的门坎，而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之一，他就大力提倡建立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固然好，但其内在玄机却是借此剥夺农民的自有口粮和家产，“化私为公”，造成短时期内“放开肚皮”大吃大喝的“优越性”，这自然是难以为继的。到1959年灾难初现，“公共食堂”已经不能让农民吃饱肚子，人们怨声载道，但毛泽东仍然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在7月到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大谈特谈“食堂是个好东西”、“开天辟地”、“了不起”、“合乎历史要求”，并把“反对公共食堂”列为“右倾反党集团”的罪名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不过，由于在“高产卫星”带来的“高征购”中农村的粮食大部份被收归国库，再加上“大炼钢铁”等运动造成农作物损耗很大，1959年全国农业大幅减产，农村存粮很快殆尽，“公共食堂”面临“无米之炊”。既要维持“公共食堂”，又不愿意动用支持重工业和军备的国库粮，于是就逼出了所谓的“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正确”和虚夸造假的“革命作风”。
“粮食增量法”首先是在“大跃进”的“标兵”河南省“创造”出来的。1959年8月18日，河南省鲁山县张官庄“公社党委”给鲁山“县委”送去一张“喜报”，道是：“县委：张官庄公社于8月14日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全公社已经推广。创造的经过是：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118.3%。再以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饭糊，和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笼蒸熟即成。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旧做法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这是不动镰刀的大增产，并具有许多好处。特报喜，请验收。”这个“不动镰刀的大增产”的“先进经验”使河南的那些官员如获至宝，马上在全省大肆宣传和推广，各地纷纷仿效，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运动中受到毛泽东称赞的遂平县不甘示弱，“创造”出了更多“粮食增量法”，计有“玉米增量法”、“大米增量法”、“麦子面增量法”、“玉米芯（即去掉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蒸馍法”等十余种。
进入1960年，“粮荒问题”越发严重，中共中央于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把河南的“创造”向全国推广，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粮食增量法”“创造发明”运动就在全国掀起，五花八门的“增量法”层出不穷。比如，辽宁省黑山县“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据说“最少可节约粮食8000吨”，“找到了挖掘出发挥苞米在食用上的潜力”，是“做饭技术上的革命”；广西更是做到了“做饭技术”的“大跃进”，柳州“地委”在给广西区“党委社教办公室”的报告中宣称他们“创造”了双蒸法、温水泡蒸法、夹生蒸饭法、炒蒸法、加水蒸饭法等一批“先进技术”，在柳州全市推行后“1月份就可节约粮食100多万斤”，而且“照此推算，一年可节约1200万斤，柳州地区一年可节约粮食2亿斤左右，相当于全年粮食用量的10%左右，意义非同寻常”云云。
究其实，那些千奇百怪的“粮食增量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做饭时大量加水，因而实际上是“做饭加水法”。当时就有人指出：“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再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更有农民说“怪话”道：“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对此，各级“党组织”以“反击右倾保守思想”为名从政治上予以打击，中共中央也发文给各省、市、自治区“批转有关经验”，要求“大力推行”“粮食增量法”。“科学家”也来凑热闹，中国医学院营养学系找出了“粮食增量法”“可以多做饭”的“科学道理”，以及这种加大水份以增加重量的饭“能增加营养”的“理论依据”。一时间，“粮食增量法”似乎又成了“社会主义伟大创造”和“优越性”的体现。但不管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当时的人们对用“粮食增量法”做出的饭的共同感觉就是：“吃这种饭不经饿！”
到1960年底，显然不得不承认“粮食增量法”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了，这个“伟大创造”和“做饭技术革命”不提了，只得另辟蹊径。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瓜菜代领导小组”，还在西安又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就展开了。
所谓“代食品”，又是一种新“创造”的好听名词，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每遇灾荒之年，人们为果腹充饥而饥不择食所吃的那些树叶、草根、橡子之类东西。只不过，到了1960年代初，在“有组织”的运动中，这种“代食品”的范围更加扩大，举凡粮食作物的根、茎、叶、壳、皮、秆，一些树木的叶子和树皮，许多野草和野果，以及其它一切可以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都成了“运动”的目标。
在这“代食品运动”中，又产生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青海省乐都县发现了“16种植物的秆子、27种植物的叶子和46种配料能加工磨制面粉和炒面”；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宣称“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该县其它地方又“试验出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梁秆加工成淀粉的方法”，而且据说如此一来“任何的饥荒都不用怕了，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了”；四川省也不甘落后，该省彭县大宝“人民公社”的“大搞玉米壳、玉米芯和野生植物淀粉加工的群众运动”据说就取得了“伟大成绩”，仁寿县富加“人民公社”也“创造”了“100斤豌豆秆制成50至70斤淀粉”的“经验”，被该省“省委”赞许为“不仅能改善提高群众生活，而且可以节约大批粮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山东省更是惊人，该省新泰县城关“人民公社”居然“用豆秸榨出了豆腐”，而且据说这种“豆腐”与大豆豆腐“味道差不多”，并且是“用9斤豆秸榨出了20斤豆腐”，这当然更成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创举”。……总之，又一次体现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先进性”。
那么，这种类繁多的“代食品”究竟如何呢？当年河南省的“党报”上曾登出一首据说是“公社社员”写的“诗”，“诗”云：“玉米包馍真是好，质量好数量高；老人吃了软又甜，容易消化寿命长；青年吃了力量增，劳动战线比英雄；幼儿吃了眯眯笑，身体健康学习好；大家吃了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实际上，这些“代食品”的原料就是一般用作牲畜饲料和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秸秆，有些是当柴烧的，有些甚至只能留在地里沤肥用。当时有人就说：“这事我不用去看也不是真的，别说能制面，玉米包连牲口都不吃。”还有人说：“我活了60多岁，连听说过都没有，想把柴火搞成面是空想。”当然，这些质疑无一例外都被当成“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大批判”。
要说起来，当时还真有“科技含量高”的“代食品”，那就是被称为“高级代食品”的“人造肉精”和“小球藻”。“人造肉精”是“舶来品”，据说是二战中德国人用化学方法和微生物方法制造出来的，用以代替肉类供人们食用。不过，制造“人造肉精”必须要有很纯的菌种，培养时还有很严格的温度和清洁方面的讲究，农村的“公共食堂”根本无法做到，自然也难以大量生产，所以它充其量也只能供少数“高级人士”享用。相对来说，那“小球藻”的培养就容易多了。“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而且据说“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物盐类和各种维生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量培养”。在这方面，云南省“推广食用小球藻”做得最早，“进行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试验”的“成绩”也“最大”，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发现”：“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浮肿病人都好了”；“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都没有副作用，……效果良好”；“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奶量便大有增加”；“有一个人眼睛失明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等等等等。小球藻有如此好处，于是云南省“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据称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专门发文提倡。
然而，不管当年“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进行得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它们被赞誉得如何“意义伟大”，历史的事实是那几年中国人（主要是农民）“非正常死亡”的达上千万，这充分说明它们本质上还是个虚夸和造假的“运动”——这不是说高层完全不顾民瘼，而是由于在那种体制下，在毛泽东坚持他那“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等“共产主义创举”的乌托邦狂热下，许多民众就不能不成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供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