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涞水人张师亮，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期间是著名的进步教授（进步就是亲共），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抗战胜利后，张到北平负责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受到共产党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再后来，张师亮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有历史问题，调历史系任教，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历史系举行的一次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师亮批评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不是每时每刻的，阶级斗争也不是万能的。文革之初，造反派指控张师亮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4年，河南某地一社员与大队革委会主任吵架，被痛揍一顿，痛极怒极，高叫操革委会主任的姥姥，后来又高喊操毛主席的奶奶，于是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八十年代中期，这名犯人服刑十年后伺机脱逃，本世纪初又回监狱自首。此时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脱逃，所以要服完最后的余刑。逃脱是要加刑的，考虑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据狱方的意见，从轻处罚，加了半年刑（一般脱逃罪加刑三年）。
绍兴某中学教师邱某，有一天突然发现当时流行的红歌《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矛盾吗？这个发现本来没什么高明的地方，很多人都发现了，只是别人憋在肚子里不说，这位邱某则不然，把它当作天大的发现四处宣扬：“喂，朋友，我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呢！”不久革委会把他抓起来送去劳教，受了不少苦，还连累他的孩子。那时对阶级敌人有“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说，在学校文印室刻钢板的一个教工，有一次真的用脚踩邱某的小儿子，直踩到往外吐食物。
一个中学教师，春节贴了一副春联“山花烂漫时可待；悬崖百丈冰易消”，有人举报说，任意加减毛诗词句子的字数拼凑春联，属于犯上行为，并且包含有反动派妄图变天的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被送进学习班。
语言学家周有光，文革期间成为专政对象。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周有光对同事倪海曙讲了什么，要老实交代。周有光想，平时与倪讲的话多了，没什么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周有光对妻子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张允和说，你好好想想，平时有没有跟人讲过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话”提醒了周有光，有一年和倪海曙对对子，倪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脱口对曰“秦皇汉武毛泽东”，谈笑之后，早忘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是错，合不合适。对这样的对子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满腹狐疑地早早把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都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头衔。
1966年底，常熟县卫生局秘书顾启明，化名王伟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毛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秩序。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1968年7月，县军管会、公检法公布本县几个已列入侦查范围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号就是王伟东反革命匿名信案。顾启明恐慌异常，自杀未成，只好听天由命，期望侥幸得脱。11月初，顾终于顶不住精神压力，承认了这封匿名信，于是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个人信件和日记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笔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一张千元储蓄存单被冻结。他们指控顾立场反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鸣冤叫屈。不久，顾启明被押到县工人纠察队关押，上来就是一顿耳光，眼镜被打坏落地。他们罚他手捧红宝书低头站立，早晚请罪，有时寒夜里喝令他站起来恭听最新指示，有时在他面前殴打其他人以示警惩。县城各条大街都贴有打倒顾的横幅和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有的还贴上他的照片，报纸刊登着揭批顾的长篇报导，县广播站两次广播了这篇报道，搞得满城风雨，名誉扫地。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人纠察队把顾启明押到工人文化宫批斗，县革委会领导宣布处理决定，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干部队伍，县军管会、公检法的干部宣布判决结果：顾启明猖狂叫嚣要“保刘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判后随即戴上手铐。
安徽某镇税务所工作人员杨某，曾经是志愿军，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杨瘸子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并不反感，反而欣然受之，因为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仗着自己资格老，更是口无遮拦。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杨瘸子就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就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被人告了密。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镇里也开大会批斗他，让他和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挖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这些名言，更是名声大噪。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最后还是当他的收税员。
巫炳源、王永增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二人在街头散发、张贴了一批蜡版油印的十六开小报《向北方》。模仿党报，《向北方》也在报眼位置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下边又加上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龙江省革委会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两句话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实质是借抬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排挤、贬低毛主席，遂将此事定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当时全国兴起一股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的风潮，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红卫兵们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都称为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被称为思想，这不公平！他们发出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巫、王二人加上的这两句话，弦外之音就是坚决反对哄抬毛泽东思想。案件很快告破。黑龙江省革委会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宣布巫、王是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他们两人，不存在任何从犯。两人怎么能定为集团案？而且还都是主犯，全被判死刑？当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巫炳源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便紧紧闭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场被枪毙，巫炳源再没睁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