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表示，通过研读《蒋介石日记》，不但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让人认识了真实的蒋介石。很多学者对蒋介石的印象开始转变，并呼吁中国大陆要去面对他的功绩。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研究所开放以来，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众多学者研究。
据《世界日报》报导，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若孟指出，看过蒋介石的日记，将会发现“蒋介石个人的优点，多于缺点”，而且西安事变、2.28事件，国民党如何在台湾复兴的历史真相，都是后世史学家所关注的。马若孟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被全面打败之后的政党，还能在废墟当中站起来，创造了经济奇迹的。”马若孟表示，这些可以给中国很多的参考。
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先后在两岸的美国使馆任职。他表示，原先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认为蒋是一个独裁者。但他看过“蒋介石日记”后，他才发现蒋对现代中国的钜大贡献，从此一改态度，成为第一位全面为蒋“平反”的西方学者。据台湾《中国时报》报导，多年前，陶涵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之托，写了一本风评颇佳的《蒋经国传》，之后开始研究蒋介石。当时，西方主要汉学家对蒋是贬过于褒，对蒋的评论几乎没有好话。直到“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公开，出现新的史料，学界才开始改变对蒋的刻板印象，发现这位“独裁者”是如此坦白，私德毫无隐讳。
对于评价蒋介石，陶涵从“大陆”和“台湾”两个时期分析。1949年之前，蒋先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日胜利”是蒋的显著功绩，他洗刷中国的百年屈辱，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五强之一。蒋介石来到台湾后，施行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台湾民众也为之憎恨。陶涵不否认独裁之恶，但他认为蒋“当时想反攻大陆”，因此非集权独裁不可，之后台湾也逐渐走上民主社会。看过“蒋介石日记”，陶涵写成《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力作，受到学界和媒体的高度评价。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为蒋的研究提出新的面向。
用同一时段来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陶涵认为蒋介石贡献比毛泽东要大。他认为，蒋介石崇尚儒家，在台湾发展经济，推行民主选举，使台湾从贫困走向富裕；毛泽东则发动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以极左路线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使中国现代化倒退不知多少年。陶涵指出，中国大陆早晚要面对这段历史，并重新评价蒋介石的地位。
陶涵说，对蒋介石佳评如潮的学者，名单可列出一大串，说明他对蒋的研究与评价绝非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新的现象。他来台参加研讨会，看到大陆学者对蒋的评价也在改变。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名学者，都亲自到胡佛研究所，抄录蒋日记内容。研究所规定不得翻拍日记，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摘录。不少史学家惊叹，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权威性”，而日记内容颠覆国共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撤下，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
据《联合报》报导，大陆研究蒋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在研读过“蒋介石日记”后评价：“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杨天石认为，蒋介石不是228事件元凶。杨天石还指出一段历史秘闻：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之后，曾有四次受到来自苏联及美国的协助，要帮蒋介石反攻大陆。其中一次，美国提供原子弹，却被他拒绝。杨天石曾受邀去美国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并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蒋介石日记解读二》、《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是大陆第一个看到蒋介石日记缩微胶卷影印件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指出，近廿多年来，随着大量原始档案陆续开放，两岸意识形态出现不同程度变化，中国大陆有关民国历史的研究已由“险学”变为“显学”。
《蒋介石日记》从1917年写到1972年，连续55年，后来蒋介石因病重才停笔。现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对此赞叹不已，并自叹不如。据了解，蒋介石年轻时有过一段荒唐岁月，同时也是一个脾气暴躁、个性专断的政治领袖，但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私德毫不隐讳，因此更显得日记的真实性。
蒋介石爱反省自己，依照中华传统而言，蒋介石在君子行列，所以虽然做了基督徒却还总要复兴儒家仁义孝礼文化。蒋介石自省每日进行，每周、半月、逐月记载。《上月反省录》写于1949年3月底，反省自己和国民党执政失败13条，杨天石在研究中，以《反省十三条》代称并以此为主干，参考其他时间的日记，分八个方面向人们作了介绍：
一、外交上，联美拒苏失衡。
二、军事上，战将未战思逃。
三、党务上，纪纲松驰而斗；
四、经济上，抛售黄金误国。
五、对共政策，误与“共匪”谈民主。
六、轻浮躁急，刚愎自用独断。
七、干部自私，制度性腐化。
八、民生主义，未着力宣传和实施。
蒋介石在1949年的反省，出自蒋介石个人的经验层面，都是诚实的体现。以“信义”亲美（英）远俄（苏），没有善用美苏矛盾以制衡，以致美国马歇尔“冥顽不灵”致使革命剿匪大业功亏一篑；战将未战乱想，谋划逃亡，政训完全失败；党纪松驰，派斗不断，党事委人，李宗仁白崇禧害国；误用宋子文，以抛售黄金挽救通货膨胀，害国败党；在“共匪”未灭之前搞民主宪政，是硬行民主，自毁党国基业；个人主观浮躁，用人掺杂私情，疑李济琛、白崇禧、李宗仁等人“背党叛国”，却依然重用，等于自杀；干部制度不立，致使干部腐化自私，抗战接收之际为“五子登科”之利折腾，惹得民怨沸腾；未能大力宣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以致被“共匪”用来煽动乱国。
然而蒋介石1949年的反省出自蒋介石个人的情境思维，虽诚实但却含糊。所谓外交“信义”、“美马冥顽不灵”、政训失败、党事委人、害国害民与害国败党、伪言伪行与无廉无耻等，还有“共匪”、党国、干部、汉奸等汉语，无论用来说美国、英国、苏联、中共等党国情事，还是说马歇尔、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等个人评价，都是意向性用词，夹带着情绪感触，不够明晰。比如批评马歇尔“冥顽不灵”，使革命剿匪任务失败，就不如直说他以停战令救了林彪部队，而清晰让人明白事情的究竟。再如以“共匪”和“汉奸”称呼中共，虽然凸现了红军的草寇经历和苏联的母国背景，却掩盖了它以“斗争和革命”为信仰、将“共有制”当伊甸园宣扬的宗教性质。蒋介石讲“党事政训”，就不如毛泽东讲“党的建设”明朗，让人知道怎么做。
中国国民党出身复杂，历程曲折，前身是中国同盟会，由广东兴中会、湖南华兴会、江浙光复会，湖北日知会等地方革命党合成，是一个有着帮会特色的全国性的革命党。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同盟会以宋教仁为首进入国会选举，谋求国民宪政，改组成为国民党。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孙中山为首，在日本成立讨袁的中华革命党，讲纪律服从，摁手印入党，护国运动之后停止党务活动，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参照苏联的政治训练方式再改组为共产党全体加入的统战性质的革命党，参照苏联红军的组建形式，组建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扫除共产党之后，中国国民党成为中上层人士加入的训政党，旨在剿灭“共匪”之后，实行总统实制、五院分立的民主宪政。但抗战一起，抗日优于剿共，国共合作，乃至抗战后被赶到台湾。
中国国民党尽管在1923年至1927年之间受过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却始终基于三民主义之上推行国民革命，旨在将王法家国转变成为宪法民国。国民党的成员尽管接受过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现代文化的影响，但搭伙求权、相互提携的中华小人诉求很浓，结党只为获取政权，不管宗教信仰，不改造人的思想意志和文化传统，其成员信儒教、佛教、基督教、共产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如此国民党，党务政训无论怎样严明，抗战胜利之后一实行宪政，即刻就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总之，国民党在大陆没有共产党那样魔鬼训练似的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顺应人性，腐化自私难免。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真可谓用丢掉大陆政权，才换来了一个明白：民生经济应当先行于民主宪政。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毛泽东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前后，他真正明白了，民权就是“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在蒋介石悲苦磨难尽头时，终于在他下野回乡的时候通过家乡农民的凄苦，点化他明白了政权稳定的基业是民生。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真正成了蒋中正，行民生主义，为蒋经国开民权宪政奠基。
其实，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蒋介石已在1947年8月的《杂录》中记下了他的建国理智设想：那就是发扬中华民族“自新自强之美德”，以英、美之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只可惜那正是“共匪”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军事战争压倒一切，什么好想法都只能搁在头脑里，来不及做。继之民国的军事崩溃与经济、金融政策平抑物价失败，招致政治、军事、外交的全盘失败。理智地看中华民国的历史进程，抗战胜利之后，民主宪政确实应该缓行。历史证明：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民代表大会制宪和选举等，使国民革命军“剿匪”不能一鼓作气的进行，泄了劲；而中共则巧妙利用了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美国马歇尔，完成了内战的军事和政治的准备，利用民心同情共产党，利用间谍获取情报于政界离间、军中策反。
研读蒋介石1948年行宪反省和1949年失败反省，对比毛泽东抗战中以民主、人权、自由为旗号吸引广大老百姓，毛泽东不愧“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反省行宪和失败，虽有对各国、他人的逐一批评，却更有“本身的骄矜、愤懑，全凭主观行事”、“轻浮躁急”、“个性太强”、“擅自独断”的自省，堪称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真正君子。君子在古代做贤臣、明君可以成功，例如魏徵、李世民。在现代则只能成悲剧英雄。蒋介石正是这样，他以君子品行治国，对身边反复无常的李济琛、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人，尽管有责怪，但依然还能善待。而毛泽东就不是这样，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真可谓抓住要害；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明说“痞子”是“革命先锋”，没有痞子便没有革命。最初，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的地位比在中国共产党中高，但国民党中“乡党友情、君子斯文”不适合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他就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取得政权后，大批为他打天下的将帅、元老就被他整死。
蒋介石1887年生，读经修儒到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已经18岁，“三省吾身”已成每日的功课。这样的君子儒在中华民国应该还有不少；但注定都不能在黄土地上再承受荣耀。蒋介石因为宋美龄而成了基督徒，但他长久荡中西文化秋千。读其反省：信科学，则不能真正实行其精神；信基督，却不由自主地拜大禹的偶像。
然而，蒋介石却被西方媒体评为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其性格坚强倔强，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时候奋起抵抗。在外国人看来，抗战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不畏强暴，宁肯战死也不作亡国奴，其性格之坚毅可见一斑。尤其是抗战前景最暗淡的时刻，连曾经的革命领袖汪精卫都投降了日本。其实汪精卫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曾经刺杀清朝摄政王，也曾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烈诗句；汪精卫只是对抗战丧失了希望，为“曲线救国”走上投靠日本的路，也许在他看来，他也是在救中国，以为他能够带给中国人民和平——没有奴役的和平。怎奈事实正好与他的想像相反……。
据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将军说，蒋介石那时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面对日本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在西北，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在咄咄逼人；而国军内部有许多军阀的部队，又不一定能指挥得动。他所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当时的日本竟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攻击希特勒……。”那时候蒋介石被掐得简直没有办法。
当时在重庆，深夜，蒋纬国经常听到委员长在洗澡的时候，会长声大叫，有的时候喊“天”，有的时候喊“妈”。他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但尽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也没有屈服。可以想像他肩头的担子有多重，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在他的肩头。9.18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到“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万一失败，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危急存亡。可就在这种压力下，他也没有屈服，足见其性格之坚毅。
对于这么一个坚强的军人，很难想像他哭的样子。所谓“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的两次嚎啕大哭，令人记忆深刻。第一次在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祭典孙中山先生的祭灵大典。蒋介石目睹孙中山遗容，忽然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挥泪，全场气氛非常哀伤，惟独李宗仁在一旁肃立，没有掉一滴眼泪。蒋介石哭了很久还未停止，冯玉祥只好走上去劝了许久，蒋这才止住了哭，将仪式完成。祭典完成，蒋介石回到含青舍，对宋美龄说：“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大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臆，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胜。”
1937年，朱培德上将的葬礼上蒋介石的第二次哭泣。这次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蒋介石面容哀恸，官方说法是蒋介石对这位北伐、剿共尽心尽力的老将的去世感伤不已。第一次哭，那是对孙先生的忠诚所致，其实更深层的是对民族的忠诚，而不单单是对孙先生个人的忠诚，第二次哭，那是对部下的爱护。
待上以忠，待下以仁，蒋介石用眼泪洗刷了那些对他的污蔑言论。
蒋介石，对于生长于大陆的人来说，一直把他当作恶魔来看待。教科书里面关于他的形容词很多，比如什么汉奸、叛徒、人民公敌等等，可是当了解了真实的历史的时候，才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大陆的舆论一直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可是事实是他带领国军进行了8年艰苦的抗战，在经历了22次十万规模以上的大会战和牺牲了321万军人、206位将军之后，中国仍然没有像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法国那样屈服。而对于下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张学良也给予了澄清，是他下令，而不是蒋介石。
可是，对于许多澄清蒋介石的证据，很多大陆人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相信的习惯，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而这，正是戈培尔式思想宣传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