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中华传统文化唯“正统”是尊的思想从来久矣。家族为社会最基本粒子，若以家族而论，嫡系即是正统。正支子孙叫嫡子，旁支子孙称庶孽。无论是财产的继承，爵位的世袭，嫡系有着绝对的优先权。包括被视为头等大事的“祭祀”活动，祭者也必需是正统相继，然后祭礼正，有所统属。总之，嫡庶分明，尊卑有序体现在家族之中无处不在。
推而广之，世上大到学问流派，细至百工杂技，从事者开口必言“师从某甲某乙，学出某门某派”，以为所学所创系正统之学的佐证，所以，烹饪有菜系，音乐分流派，作书举二王，学画尊吴门，儒家宣道统，禅宗传衣钵……
而正统二字于王权统治则尤为重要。一人之正统要认祖归宗，一门之正统要师出有名，一君之正统则必须是膺天受命，此即中国人所谓“奉天承运”，而西方人所谓“君权神授”。正因为一国之君是受命于天，所以君权的正统就不仅是人事更是天意，顺天意则昌，逆天意则亡，正统无属必然上下相残，纲纪大坏，天下大乱。
之初，尧、舜、夏、商、周，各代或以盛德或以功业，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及至后世，世道衰，僭伪兴，天下人莫知所从，于是“正统”之说于焉有论，而《春秋》之作也就应运而生。《春秋》一出，尊周室，明正统，对内确立“嫡系继承”，对外分明“华夷之辨”，即所谓尊王攘夷，而周王室竟以衰微之势与五霸七雄又相峙百年，正以其正统之所在，而天命之未改。
尤可奇者，以“华夷之辨”为要旨之正统论在民族间的战乱与迁徙中，终为夷人所接受。譬如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代，第一国开国之君刘渊本匈奴人，而其称王称帝，竟然打出大汉旗号，追后主刘禅为汉怀帝，又将自汉高帝以下之三祖五宗供入宗庙，以验明正身为正统。此虽牵强附会，殆夷人能受正统之论，即已于中原霸业未达之时，先一统于中华道统之下矣。
自《春秋》以下，古人未曾停止过对历代君权之正统的讨论，考其始末之迹，论其正统之义。其后虽遭逢乱世，史家学者各为其主，正统之说各有所论，不过，及至宋代，欧阳修做《正统论》，与《春秋》之义一脉相承，而“居正”，“一统”重新被确立为判定正统的标准。
关于王朝之正统，最有争议者当是异族一天下的蒙元与满清。以欧阳修之正统论而判别之，“一统”自不必说，而是否“居正”则为至要。何为“居正”，无他，尊华夏文明道统为大义耳！于是后世学者于元清之正统，皆以其对华夏文明道统之损益而是非之。不过客观而论，对元清这两个特别的政权，的确不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观而武断之。
譬如喋血杀场的成吉思汉却十二分的敬重虚无清静的长春真人，一见倾心，辄呼“神仙”，虽然讨药不得，留人不住，学道未果，仍诏命长春子掌天下道教，又免道教赋税，亦可谓恭敬有加，至真至诚。而被马可•波罗称为“自亚当时代以来世上最强大君主”的忽必烈，一入中原，却一改蒙古铁骑所至之处轻者烧杀，重者屠城的做法，不仅礼遇北宋士大夫，还征集那些代表华夏文明道统的高人出仕。比如当时名士刘因，应征不就，忽必烈怅然叹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其谦谦守礼如此，所礼敬者岂一介之士，实欲以尊华夏文明道统之大正，而合天下之不一，所以得其“正统”耳。
鉴古而知今，无论是五胡乱中华，还是异族统天下，中华正统虽时有断续，但至少在思想层面上从未真正断绝过。直至马列西来，中共出世，竟然应彼劫运而终成气侯，而中华之正统自是绝矣。中共自篡窃神器，与人斗，荼毒黎庶，与地斗，破坏自然，与天斗，三教齐灭，魔乱人心，贻害后世，真乾坤之巨孽，而末劫之大厄。然而乾坤如转轮，剥极则必复，势极而将返。方今之势，中共党争大起，内斗自残，加之经济崩溃，民怨鼎沸，可谓内外交困。而国人日渐觉醒，讨逆之声传檄天下，今年以来尤以重庆，启东，中山，宁波等地维权声势殊为浩大。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大居正者大一统。中共袭“伟光正”之画皮僭窃中华正统之位，其败亡涂地，必然之理也。回顾历史，各代更迭之时，必有神谶以降，暗谕历数将改，又有祥瑞出世，以兆新朝气象。近年中土多有异象，奇石藏字，名之亡党，优昙普降，佛花大显，神莲现世，蜀人争观，由是可知，旧势已去而新元伊始，将运乾坤以至正，复开天地以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