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年份的数字，而是隐藏着中华民族悲凉的密码。一九四二、一九六二，相隔二十年，神州大地两次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一九四二年三百万人饿死的惨剧，终于在去年冬天搬上中国银幕。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作品，让多少观众热泪盈眶，刺激更多人去探索一九六二年三千万人饿死的秘密。
因为一九六二年是更荒诞、更惨烈的饥荒，至今仍然隐没在中共的官方史页中。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的扛鼎之作《墓碑》是中国的禁书，但有心人都可以在中国网络上找到它的电子版。读者会赫然发现，一九六二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没有天灾、也没有外敌入侵，没有战争；但不少饿死的人，就倒在储满粮食的粮仓附近。
这都是人祸，也是一个僵硬体制中官僚自欺欺人的恶果。这触发了中共高层的斗争，为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埋下了伏笔。
而重要的是信息的不透明。媒体在这重大的时刻，都面临重大的考验。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残酷事实并没有出现在媒体，新华社记者连内参都不敢写，怕会被批斗，因而彼此说谎，不断吹嘘形势如何一片大好。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被官媒所隐瞒，城市居民大多不晓得情况，但是最后民间的《大公报》敢于揭开真相，总编辑王芸生发挥太史公“笔则笔、削则削”精神，报道河南饥荒的惨状，并质问当局，震动全国。
率先向国际揭露河南真相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 odre White），在兵荒马乱中，到灾区现场采访，拍摄照片，让国际读者了解本来被隐蔽的苦难。
今天回顾这两场饥荒，更有一种对新闻自由的饥渴感。今天中国媒体的生态，是否还比不上当年的《大公报》？中国政治一些被隐瞒的秘密，是否还需要外媒来揭发？
越来越多的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时代的紧迫感，了解这样的新闻自由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一种巨大的公民责任。
这项公民的责任，就是坚持对权力说真话，不容一元化的权力扭曲事实；不容社会的发展，是在一种“信息结构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导致了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被扭曲和被牺牲。
但说真话的权利，必须要有制度的保障，才不会被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夹杀，被权钱交易的巨兽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