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7：柬埔寨华运(1970-1980)十年史话－中共、柬共、越共间错综复杂关系大暴露
编者小语：高棉大浩劫、金边屠城日等等相关柬埔寨的悲痛历史，读者朋友多多少少知悉，世界新闻媒体都先后大肆报道。但，另类的柬埔寨华人悲壮史，恐怕知者不多，或者知而不详，这段历史就是柬埔寨华人华侨革命运动史（简称“柬华运史”）。本文摘自《还历史真正面目》一书，作者蓝天以其亲身经历忆述所知所见所闻及感受。这是柬华运的最重要，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段十年史实。
当年蓝天先生是柬共红区“华运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注]九名成员中的一员，他当然知悉华运的来龙去脉与不少机密！本文应是柬埔寨华人史的重要一页。
[前文从略]
现在，让我再将1970-1980年的柬埔寨内战，柬共的兴亡和越共侵柬这十年战争动乱中，柬埔寨“华运组织”的革命活动及其令人感叹的历史遭遇，比较具体地加以说明。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了龙奈军人集团推翻王国政府的政变。1968年，从城市撤往农村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柬共组织，在越共武装部队的大力支援下，向龙奈的军政府发动了武装进攻而爆发了柬埔寨全面的内战。
1970年四月中旬，在中国驻柬大使馆的直接指示下，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大部份干部及其组织成员，分头从西南区贡不省和东北区磅针、桔井两省撤入“解放区”。
安全撤入西南区的“华运组织”及其数百名组织成员，在贡不省金船县“解放区”，成立了“华运革命纵队”。在未联系上柬共组织的情况下，“华运革命纵队”暂时随着越共援柬部队的后勤部，辗转于前方战场。
这期间内，有几位“华运”干部出战阵亡。又在一次敌人的包围时，有几位组织成员牺牲。为了让越共后勤部行军转移时减轻压力，“华运革命纵队”分成三个部份。一部份配备武装，由纵队长率领，开往贡不市西北“沙芒”一带的农村解放区，开展武装游击的革命活动。一部份年富力强的组织成员，参加越共后勤部工作，一部份年老病弱的成员，则和领导人一起，跟着越共后勤部，转移到实居省后方。
“华运纵队”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部署分散以后，纵队长便率领一批组织成员到达上述目的地，开展武装游击活动。当时，贡不市爱国青年学生数十人，投奔了“沙芒”农村“解放区”，参加了“华运纵队”，壮大了“纵队”的实力，扩大了纵队的活动面。工作一直伸展到贡不市近效的咁再华侨菜园区，建立三、四个工作据点。但由于“沙芒”一带农村是恶性疟疾区，不到三个月期间，数十名“华运组织”成员几乎全部病倒，其中有六位成员，不幸因疟疾病亡。正在扩大发展的革命活动，几近于瘫痪。
生活和工作环境如此恶劣，“华运纵队”决定留下一个工作组坚持必要的工作之外，其余全部“纵队”成员，便撤到速富县“解放区”后方。纵队长则被调回西南区“华运组织”总部，主持西南区“华运组织”领导工作。
1970下半年，西南区“华运组织”几位领导干部，北上参加东北区“华运组织”高层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华运特别委员会”。作为全解放区“华运组织”最高领导机关。特委共九人，分别负责领导全解放区，各区和各省市的华侨革命活动。
柬埔寨“华运组织”撤入“解放区”后，柬共中央驻地东北区的柬共政权，只同意“华运组织”派出工作组，在东北各地华侨聚居的地方，搞医疗服务和开办中文学校，而尚未许可“华运组织”公开设立“华运”领导机构。至于西南区的“华运组织”其革命活动情况，则与东北的“华运组织”有所不同。
1970年底，柬共中央常委西南区委第一书记和东共实居省委第一书记，会见了西南区“华运组织”领导人。当面批准“华运组织”公开成立领导机构，并同意“华运”干部进行革命活动时，可以和柬共干部一样配备必要的武装。会谈中，两位柬共高层领导人还鼓励“华运组织”宣传和动员“解放区”的华侨支援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所谓的“全国解放革命运动”。
1971年元月份，西南区“华运组织”在实居省“解放区”公开成立了“西南区华侨联合会”。作为西南区“华运组织”的领导机构。大会成立时，西南区的有关“华运”干部及组织成员数十人参加了大会的成立仪式。柬共实居省委第一书记和柬共系统的“华运”负责人东海（注：东海是原柬埔寨“华运组织”成员。1954年抗法战争结束后，由于他是柬籍人，“华运组织”把他移交给柬共组织。1975年金边“解放”后，他曾出任柬共政权的商业部部长助理。在1976-1978年柬共头目波尔布特清算党内异己在全国大屠杀的三年中，他不幸被“波布”集团杀害）也出席大会成立仪式和讲了话。
西南区“华运组织”公开成立后，便在西南区七个省份（贡不、茶胶、实居、磅清杨、干拉、国公、西哈努克港）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工作。依照柬共组织制度，“华运组织”也从区、省、县和乡等行政区派出各级干部，有系统地从上至下领导着各地华侨的革命活动。
1971年年中，正当“华运组织”在西南区蓬勃展开工作的时候，柬共“华运”负责人东海，向西南区“华运组织”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包括西南区“华运组织”重要领导人在内的四十二名“华运”干部名单。着令他们停止一切革命活动和限制了一切行动自由。东海在提交这份名单时向“华运组织”领导人说明:“这是柬共西南区区委的决定，理由是这批四十二名‘华运’干部，都是来自越南‘华运’的组织成员。他们只忠于越共，不忠于柬共。因此，必须停止一切活动。”
四十二名“华运”干部被柬共停止一切革命活动之后，西南区的华运工作受到严重打击而陷入低潮。
1971年11月，更严重的事态发生了。柬共“华运”负责人东海，向西南区“华运组织”领导人传达了柬共西南区区委的指示:着令西南区华运组织领导人交出“华运组织”领导权。同时必须于半个月内将全部西南区“华运组织”的干部和成员，移交给柬共“华运组织”，成为柬共“华运组织”系统的成员。
当时，西南区“华运组织”负责人基于革命的利益，接受了柬共西南区委的有关决定，交出了“华运组织”的领导权。但他经慎重考虑后向柬共“华运”负责人东海表示，柬埔寨“华运”组织，历来归属中共领导，全部“华运”成员，可以参加柬共“华运组织”工作，但要求柬共暂时保留“华运”干部原有的身份，等待中共的裁定和指示。对于“华运组织”领导人的要求，东海悍然拒绝，他对“华运组织”负责人说：“革命不能讨价还价，必须无条件接受柬共区委的指示。”此时“华运组织”负责人也不妥协，他认为，暂时保留“华运”干部的身份等候中共处理是原则性问题，希望东海考虑。这样，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激化。终于爆发了震惊“解放区”的“西南事件”。
1971年12月12日下午四时，贡不省柬共武装部队，包围了西南区“华运组织”总部，逮捕了“华运组织”负责人及其总部的全体成员四十余人。翌日，“华运组织”负责人和六位“华运”干部被押解至“末路村”山区中的“政治犯看守所”拘禁。其他组织成员则被贡不省柬共政权软禁于农村中。
“西南事件”发生后，“解放区”“华运组织”总部，向柬共中央交涉，要求柬共放人。约经三个月之后，柬共中央指示柬共西南区委，释放所有被拘禁的“华运”干部。因而缓和了“华运组织”和柬共的矛盾，也平息了轰动一时的“西南事件”。
1972年3月18日，西南区“华运组织”负责人被释放后，在磅清扬解放区会见了柬共“华运”负责人东海。两人在交谈时，东海对“华运”负责人说：“你坚持暂时保留‘华运’干部的身份等待中共处理，关于这一点，柬共中央不怪你。但你们‘华运组织’在柬埔寨的国家中，搞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柬共是不认同的。要革命就必须参加到柬共的革命队伍。柬埔寨境内是不允许什么外国人搞自己的什么革命的。”至此，西南区“华运组织”负责人才真正的了解和清醒过来。原来“西南事件”并非是“华运”领导人和东海个人之间的矛盾所引起，而是柬共中央已不认同柬埔寨“华运组织”的继续存在和坚持接受中共领导所引爆开来的。
“西南事件”平息后，西南区“华运组织”便停止了一切革命运动。数百名组织成员，北撤至桔井、磅针两省，等候新的工作安排。
1972年10月，“解放区”“华运组织”在东北召开了高层重要会议。会议由柬埔寨全国“华运组织”最高负责人亲自主持。“解放区”“华运”最高领导机关的九位特委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讨论面对柬共排斥“华运组织”、柬共与“华运组织”之间彼此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今后柬埔寨“华运组织”何去何从的严峻问题。在会议的热烈讨论中，“华运”总负责人向大会提出了历史性的最重要建议“解散柬埔寨华运组织”，华运总负责人认为，当前柬埔寨革命的实际情况完全摆明，柬埔寨的“华运组织”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自即日起解散“华运组织”外围的一切团体。至于“华运组织”的骨干及其全部组织成员的出处，候待中共的裁决和指示。
会议一致同意和通过了“华运”总负责人解散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建议。
从此，柬埔寨华人革命运动就结束其历史一页了！
柬埔寨“华运组织”解散后，“华运”总负责人委托东北“华运组织”负责人和西南区“华运组织”负责人共两人，作为柬埔寨“华运组织”之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共汇报和听取中共如何处理“华运组织”骨干及其组织成员善后问题的指示。（按：本专栏前期刊登《柬华运代表上京陈情记》一文详述了经过。）
编者按：据《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披露，当年，柬左派华人在柬共控制的东北区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柬埔寨华侨革命同志社”，泛称“柬华运”，并选出九人组成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特委委员均以化名代真实姓名，他们是：华文报社社长，总编辑，记者，华校教育界领导人、商界人士、华人体育会总干事和普通职工。
柬华运的幕后总领导人、特委会负责人是WKHX，又名GM，化名伍星、刘江，仍健在，居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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