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墓碑》，作者杨继绳曾走访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参阅了无数党史与地方志资料，亲自走进农村采访，将五十年前的大饥荒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按他的计算，那一场全国大饥荒，中国的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人。对照过去，才看得出历史前进与否。在接受采访时，杨继绳讲述了一九四二年饥荒与一九六二年饥荒的不同，以下是杨继绳口述：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古代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还是做不到的，还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见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