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吗？

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七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今天的中国人，吃着无处不在的垃圾食品，喝着不洁净的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居高不下的房价、学费和医药费，纳着全球名列前茅的税赋，所交养老金的70%被不用交养老金的公务员所尽情挥霍，用着比美国高的电价，开着比美国贵的车，烧着比美国贵的油，跑在世界上收费最多的高速公路上，得到的却是低廉的工资。一言以蔽之，经济增长的“牛市”带来的却是幸福指数的“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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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幸福吗？”

许多人都曾暗暗这样问过自己，网络上也常有人提这个问题。前不久，因为一位农民工在遭遇央视记者的这一提问时回答说“我姓曾”，更使这一问一时间成了全中国人都知晓的热门话题。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了普通中国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

一位名为“薰衣草人”的网友在帖子中曾这样回答说：

“我很庆幸，妈妈没有用奶粉、而是用母乳把我喂养，我庆幸我的头没有大，妈妈你真是太醒目了！

“我庆幸我家房子没有因为我是超生儿而被拆，计生办的同志太人道了，真是太感谢计生办的同志了。

“我庆幸我老板每月按时发给我工资，我庆幸我不用像有些人为了拿工资而爬上广州海珠桥看风景，虽然工资少了点，但每月省吃俭用还能剩一千来块。

“我庆幸我没有犯法，我庆幸我没被阿SIR把我抓起来，因为我也很容易激动，听说现在激动很容易就死人，到时法医宣布我激动死或者高兴死就太不值了。

“我庆幸我在城里没有房子，庆幸没有因为阻止强拆而自焚，因为现在都是有钱就有理，拆你家房子那是为了除旧貌、换新颜！为了加快祖国建设。

“我庆幸我有个强壮的体格，庆幸我因为身体强壮吃了几年地沟油都还没死。虽然目前脸色有点发黄，但照我估算，以我强壮的身体再坚持三五年应该死不了！

“我庆幸我长得不算丑，庆幸我没有因为长得像小偷而被城管打死，因为现在的城管都是火眼金睛，在他们眼里，长得丑就是小偷，是小偷就会被打死。

“我庆幸我家乡没有煤矿，我庆幸我没有因为挖煤而永远留在那黑漆漆的洞里，因为煤矿出事故是家常便饭，不出事故才是奇迹！几死几伤，只是个数字而已，幸好，这数字里不包括我！

“我庆幸小时候打的疫苗没有把我毒死，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以后可就难说了。

“我庆幸我没有渴死，我庆幸每天打开水龙头都有水，我庆幸我还能呼吸，在浑浊的空气里大口大口地呼吸。

庆幸之余，我感到在这个和谐的国度里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我想，但凡看过这篇帖子的人，恐怕没有谁会不明白，这位网友并不是真地在赞颂当今中国人的生活，而是在调侃这种生活，蕴含在这种调侃背后的其实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满腹无奈。他的言外之意是：“身为中国人，我们生活得其实很不幸福！”

来自多种渠道的调查和研究都表明了一点：改革开放并没有增进中国人的幸福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也就是说，10年之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注1）不但下降了，而且比10年前还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描画了同样的趋势：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远没有10年前快乐了。可见，改革开放并没有增进中国人的幸福感。

最新数据来自官方人民网下属的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年6月15日至6月19日的一次调查，当问及“衣食无忧后，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有9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不是，仍面临住房、工作等诸多烦恼，幸福感下降”，仅有3.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知足常乐”。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幸福感不仅在下降，而且明显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久前，联合国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该报告以2005-2011年为调查时段，分别从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九大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感。结果显示，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幸福指数仅排名112位，倒数第45位，不仅大大落后于其GDP总量的排名位次，也落后于其人均GDP的排名位次，属于相当缺乏幸福感的国家之列。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中国，自认为幸福者占9%，生活困窘者占77%，受苦者占14%。

盖洛普2011年4月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盖洛普所称的生活“美满”一档，而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自己生活“困苦”。央视也曾联手几大门户网站对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做过调查，给出了5个选项：很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比较幸福。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择比较幸福的只占4%，幸福的是18%，选择一般的占40%，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占了38%。

改革开放30年，论经济，GDP每年增速接近10%，名列全球同期第一；论国力，连跨几大台阶，已跃居世界前列；论财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大多数人的钱袋子都鼓了起来；论形象，空前奢华的奥运和世博会，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论影响，连一些西方媒体都在热炒“中国模式”，鼓噪“大国崛起”。按说，这种情势下中国人的幸福感理应明显增强才是，可为什么实际上却不升反降呢？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最直接且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注2），尤其是后者。因此，只要我们把普通中国人生活中与其相关的方方面面都盘点过一番，答案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二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那就让我们先从吃说起吧。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后，困扰中国多年的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天，大多数人不但吃得比以前饱，而且更比以前好，这是事实。不过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食以安为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人今天的吃那就实在不敢恭维了，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惊人地倒退。多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什么“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简直让人防不胜防，神经紧绷，心生恐慌，甚至"谈食色变"。

有网民调侃道：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日本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毫不夸张地说，食品安全如今已成了高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上面这个广为流行的段子，正是对这种现状的生动写照！

2011年，有感于日趋恶化的食品安全现状，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和34名网络志愿者创办了全国首家有毒食品警告网站——掷出窗外网，收录了全国有明确来源、有受害者的近3000条记录。网站成立后迅速串红，一年来点击量突破19万人次。今年5月4日，因为两小时内出现了25000多人次的超负荷流量，网站一度瘫痪。之后的7个小时内，工作人员不得不更换服务器。

打开这个网站，首页是一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用不同颜色展现了从2004年到2011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演变形势。图中显示，2004年地图上仅呈现有4个深红色的食品安全问题区域，2011年发展到11个，长江以南地区几乎“全军覆没”。目前，这家网站搜集到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报道已多达2337篇，仅5月份3天中就更新了6篇。

食品安全的不断恶化，对国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最令人担忧和愤怒的是，不安全的问题食品不仅危害成年人，还在危害我们的下一代。全世界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岁以下儿童亡不过300万，而按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中的计算，中国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岁以下儿童竟高达210万。（注3）

连尚在襁褓中的幼儿也都成了问题食品的受害者。广为人知的“大头娃娃”便是他们中的典型。

据大陆媒体报道，近年来，由于劣质奶粉奶充斥各地农村市场，误食了这种奶粉的婴儿有的出现了头大身小、浑身浮肿的症状，人称“大头娃娃”。其中尤以安徽阜阳最为知名。

2005年4月，央视国际曾报道说，一度泛滥阜阳农村市场的劣质婴儿奶粉，已经残害了六七十名婴儿，至少已有8名婴儿死亡。这些鲜花般娇嫩的幼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就这样枯萎、凋谢了，给一个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以无情的打击。

记者翻开阜阳市人民医院2003年以来的《住院登记簿》，上面用刺目的红笔记下了一个个死于“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的名字：林乐，4个月，颍上县关屯乡；刘阳，4个月24天，涡阳县高容镇；李强，3个月，太和县双浮镇；马长远，2个月，吴毛毛，4个月，都来自颍上县耿棚镇；李城市，8个月13天，临泉县吕寨镇；刘欢，40天，阜南县三塔镇；周龙翔，4个月，利辛县早集镇。这8个婴儿是在医院死去的，所以有记录。而有一些被收治的“大头娃娃”，家人看到没法治或无钱治，就放弃治疗出院了，这样回家的一般活不了，医院没办法统计。

试想，身为中国人，每天都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不安全，你会幸福吗？

三

吃的不安全，那么喝的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的自来水是安全卫生的。但今年5月《新世纪》杂志首次公开曝光的“自来水真相”，却令公众一片哗然，谁都没想到我们自来水的合格率居然只有50%（注4）。

《新世纪》的报道称，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住建部对覆盖全国的4000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做了一次全国性水质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共计有4000多家自来水厂，每天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其中有1000家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水质不合格，自来水合格率只有50%，无一城市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上万座小自来水厂供应乡镇，水质更不乐观。

据德国工程博士王维洛披露，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糟糕。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活饮用水质量一直存在两套标准，一套标准是住建部制定的，一套标准是卫生部发布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自来水厂执行的还是建设部2005年发布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前面说到的50%的合格率就是依据这个标准查出来的。不过，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全国将执行卫生部2006年新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个标准比目前尚在执行的住建部的标准要高，可以和欧盟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如果依据这个新标准，中国自来水现有的水质不是50%不合格，而是100%不合格，连号称全国第一的北京自来水的水质也无法达标（注5）。

让人忧心忡忡的还在于，自来水出厂后，需经过输水管道才能到达用户家中。目前，中国城镇的这些管道已经普遍老化陈旧，再加二次供水，无疑让本已堪忧的自来水水质更如雪上加霜。

据专家介绍，老旧水管容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有时肉眼可见，水发黄发黑发臭，但多数时候肉眼无法发现。近年来，全国各地因二次供水导致的水质二次污染事件一直充斥媒体。仅2000年至2003年全国184个大中城市管网水质就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注6）。

经过处理的自来水水质都这么差，没经过处理的其它饮用水的水质就更可想而知了。

那么，饮用水水质不合格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饮用水研究权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认为，不合格水对人体的危害，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通常是微生物污染危害，可能致人突发急性疾病，好在国人习惯饮用开水，可以杀死微生物污染物，这个危害表现并不明显。看不见的危害，容易被忽视但更值得关注。据他介绍，自来水中的有机化合物总量一旦超标易导致慢性疾病。这些有机化合物中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激素，又叫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激素有四方面的危害，会让人免疫力降低，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会致癌症，会对人神经系统产生干扰。王占生告诉记者，饮用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的水，“一天两天没问题，半年一年看不出问题，但有机化合物会在人体中累积，最终对身体造成危害，严重时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2009年的普查发现，以地表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水质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而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厂，不少也出现了氟、砷、铁、锰等超标（注7）。

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各类疾病有80%是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传播的，每年因饮用不卫生水至少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因此，水污染被称作“世界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人有1.9亿（注8），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发病致死的有9.56万（注9）。

试想，身为中国人，每天喝着和用着不安全的水，你会幸福吗？

四

吃的不安全，喝的不卫生，那么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气呢？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0年9月公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了越来越遥远的梦。

北京是目前全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这一点，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归国后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施一公教授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问我：你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回复：最不开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气污染。我的慢性咽炎2010年开始，逐渐加重，遇到今天这样的污染天就像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很难受。不知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忍受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注10）

2011年12月4日，美国大使馆所公布的检测数据显示，当天对人体有害、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颗粒物PM2.5，已达到522微克每立方米的程度，超过了“空气质量指数”最高换算标准500微克的程度，导致北京部分医院呼吸科患者爆满，淘宝网上口罩也成了紧俏商品。幽默的北京市民说：“在北京生活，拚爹已经过时了，现在开始要拚肺！”

有网民干脆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改编成了《沁园春•雾》，以调侃北京天气：

北京风光，
千里朦胧，
万里烟飘，
望环城内外，
浓雾莽莽，
鸟巢上下，
阴霾滔滔，
车舞长蛇，
飞机难降，
欲上六环把车飙，
需晴日。

空气如此糟糕，
引无数美女带口罩，
惜一罩掩面，
白化妆了(音Liao)，
唯露双眼，
难判风骚，
一代天骄，
央视裤衩，
只见后座不见腰，
尘入肺，
有不要命者，
来做早操。

施一公教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特别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也知道他的心情会随着空气质量的好坏而变化。但大多数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较汁”。他在博文中回答这个疑问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污染的空气对幼儿的发育、智力、健康都会有很多不良影响。可怕的是，这些影响一般不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被明显察觉到，也许有些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觉察其影响。但科学研究表明，污染空气中的化学小分子和重金属不仅会引起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对心血管和肝脏产生危害，还会诱发突变、加重癌症的几率，甚至会对幼儿的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甚至直接影响智力。最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没有足够的意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诉求。而对患者，很难确证是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病变。”

他还告诉我们：“空气污染比其它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过滤器里，所有人都会受害。其次，几乎无法防护。我们担心水污染时，可以加装一个有害物过滤器；担心食物安全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食物或洗干净后再食用。对付空气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空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多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装上空气过滤器，但效果有限。实质上，我们每个人的肺脏就是北京市的空气过滤器。”（注11）

据2011年第47期《南都周刊》刊发的《当空气也要特供》一文披露，为了应对空气污染的严重危害，在人民大会堂、在胡锦涛的办公室，还有红墙掩映的中南海，已安装了200多台著名的远大空气净化机，该产品已成为中共领导人指定的必需设备！也就是说，目前中共领导人办公场所的空气都不得不特供了。不言而喻，这样的特供广大的中国民众自然是无法享受到的！

试想，身为中国人，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那么困难，你会幸福吗？

五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宣称它领导的革命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让人倍感讽刺的是，如今中国老百姓几乎个个都在抱怨，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又造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他们踹不过气、直不起腰来。

其中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大山是买不起房。

跨入21世纪后，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就像坐上云霄飞车一样一路飙升。如果按照工资和房地产平均价格计算的话，中国目前显然已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国家。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房价与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一般在3－6倍之间，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0至20倍。在美国，一套普通住宅大约等于城市居民3－5年的收入，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大约是10至15年。2011年，北京商品房每平米均价1.3万多元，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29万元，连3平方米的面积都买不起。难怪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研究报告中惊呼：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30的中国购房者正在负担着和美国人一样高的房价！

在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银行的房贷利息也一涨再涨，很多购房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还贷负担。国际通行看法认为，如果房贷月供超过个人月收入的1/3，将出现较大还贷风险，并影响生活质量。而据调查，中国32.18%的人月供占到了收入的50%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在“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下，他们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他们常常戏称自己正在坚定地叩响“忧郁症”的大门，甚至一只脚已经迈了进去。

知名时评人王石川在其所写的《一个“房奴”的辛酸：承受生活精神重压》中这样描述自己作为一个“房奴”的窘状：

“我就是‘房奴’的一员，去年11月买的房。拿到房产证的当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不需要再租房了，我终于迈进有房一族了，我终于是房子的主人了。

然而，月供2715元的房贷让我气喘吁吁，正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不敢娱乐不敢生病，除了买书以外不敢高消费。

个中酸辛不足为外人道也，至此我终于发现，我不是风光八面的房主，而是货真价实的‘房奴’。

我常常想，要是不买房，节省下来的钱足以使我的生活质量提升一个档次；要是不买房，节省下来的钱也足以让远游的我多一份孝敬父母的心意；要是不买房，我也势必活得更有尊严，不必承受许多原本不该有的精神重压。我拥有了房子，却失去了幸福；我得到了房子同时也得到了压力，这真是一种悖论。有时，我不免这样问自己：买房难道是一种美丽的错误吗？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收入水平的人而言。

说买房是错误，这并非矫情。仅仅从亲情角度出发，买房会使含辛茹苦的父母再受重创。因为单是房子的首付，我也无能为力，必然求助于父母。日渐苍老的父母不仅没有收获到子女的回报，反而‘老骥伏枥’为子女的房子奔波，于心何忍？而且，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一代，父母还需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说，父母这一代人，几乎永远都难以享受到清福，子女的购房更是使他们的压力‘雪上加霜’。

我暗暗责备自己不该买房了。但转念一想，要是不买房会怎么样呢？那就要持续租房。

买了房子是‘房奴’，不买房子是流浪一族。平衡两者之间的鸿沟，也许只能靠房价下跌。但是，寄希望于开发商降价是与虎谋皮，单纯的房市调控又有沦为‘空调’的嫌疑。就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在全国都有项目的一位开发商对记者透露，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在100%以上，‘赚钱赚得我们自己都害怕’。尽管我已买了房子，看到这样的言论，我还是有种复杂的情感。”

“房奴”的日子固然不好过，买不起房的人日子更难过。大批的工薪族、蚁族、民工在城市里起早贪黑拼了老命也跑不过房价上涨的速度，他们可能几个人挤居在一个租来的只有几平米的平房，有可能住在公司分配的连洗手间都是共用的集体寝室，甚至还有的是在一个单间里用块窗帘就拉起了两间夫妻房。当然，那些为了节省几百块钱房价而跑去距市区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租房上班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展望前程，他们比“房奴”更焦虑，更迷茫。

连外国记者都为之感叹：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注12）。

试想，身为中国人，承受着房价泰山般的重压，你会幸福吗？

六

压在当今中国百姓头上的第二座大山是看不起病。

人生在世，难保不生病。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职能，就是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财政作为支付全民医疗费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发达国家的政府每年都会拿出一大笔钱用于公民的医疗保障，有的国家甚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如英国、日本等。

但遭人诟病的是，始于上世纪后期的中国医疗制度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项职能当成包袱甩给了市场。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每年对国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大为减少，不但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国（注13）。更有甚者，即便是这部分已经少得可怜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党政干部的身上。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部分集体企业的人员拥有完全的医疗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其余的人只有低水平的医疗保障。换句话说，半数以上的中国人看病都得自己买单。加之医疗费用的上涨又明显快于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扰当今中国老百姓的一大社会问题。

2010年2月27日，有位网友在跟温家宝进行线上交流时吐槽说：“温总理，我们农村的看不起病呀！”这话道出了当今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在公开场合引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上的数据说，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农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连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都不够。有关调查表明，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即便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其实，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农民呢？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当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群体也同样如此。就连体育冠军、劳模这类曾经的风云人物也不乏其例。

据《三秦都市报》报道，今年3月，退役已经13年的前亚洲链球冠军徐伟利突然发现双腿浮肿，呼吸比较困难，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胸腔积水严重，心脏和肺受到压迫后导致供血不畅、呼吸受到影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时无法支付数万元的治疗费，徐伟利只得每隔一周到医院抽取一次胸腔内的积水，每次费用700元。抽完积水以后，他的呼吸相对能够好转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医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积水后，因没钱买药而返回到住处，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来到医院买药时，药费竟然高达600元，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又给平日里经常照顾他的朋友张某打去电话“求助”。

事后，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在田径运动比赛的领奖台上，当国旗冉冉升起时，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泪。没有想到，退役13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600元的医疗费而流泪”

2004年12月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过去10年，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下降，居民自我医疗（俗称“有病自己医”）的比例逐年增加。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竟达29.6％。这里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得病后自己买药吃。36％的居民生病后不去医院就诊，而是跑到药店购药，采取自我医疗，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农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着。“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疗还是自己硬扛着，显然都是因为看不起病。调查显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试想，身为中国人，有病在身却看不起，你会幸福吗？

七

除了买不起房和看不起病，压在当今中国百姓头上还有一座大山——上不起学。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热潮。这之前，上大学虽比较难，但费用并不算贵，至少普通民众还承受得起。这之后，大学不断扩招，跨入大学校门不再是难事，但学费却呈几何级数增长。

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而大学学费却猛涨了约20倍。1997年大学生的平均学费只有800元，而到2000年已急速跃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这还只是个基数。现在的大学，已经分为A、B、C三类。所谓的5000元左右的收费仅是针对一类本科而言，二类本科的收费就要6000-7000元了，三类本科的学费更高，每年达10000元。有数据说，中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这还是10年前的行情，如今的价码涨得就更高了。　

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也压得许多贫困家庭直不起腰来。2005年8月17日，《财富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让我们上不起学》的报道，让人读了不禁唏嘘。

报道说，2005年8月4日，贵州省某医院门前，“为女求学愿卖肾”的告示刺痛人心。这位卖肾的中年妇女是贵州省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民，她的女儿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张溪和母亲抱在一起以泪洗面。张溪真的高兴不起来，8000多元的学费对每月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的母女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因高学费压力导致大学梦破灭的绝不止张溪一个人。

2005年8月，当一纸录取通知书发到黑龙江省某乡李伟家时，父亲低着头对他说：“儿子，咱们还是别念了，爸实在是拿不出这些钱来了。”李伟知道，为了让他们哥俩读完高中，高二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卖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还了以前欠下的债务，给他和弟弟交了学费，他们爷仨现在还住在爷爷的家里。看着作为一家支柱的父亲双目噙泪、满面羞愧与无助的神情，李伟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残酷。

据统计，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重费”之下，数以万计的贫困家庭放弃了让子女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靠打工赚钱读完4年大学的河北籍农村学生李刚选择了考研。可昂贵的考研补习班费用、报名费、资料费让他无力应付，加上读研收费风声渐大，迫于学费压力，李刚拨通了“月薪2-3万元的男公关”广告的电话。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招聘公司骗走了2200元钱。当同学问起李刚知不知道月收入2—3万元的“男公关”都做些什么时，李刚低着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学费的压力太大了。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费堪忧，中小学教育收费一样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担。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纳了8万元的赞助费才使自己的孩子进入了某重点小学，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笔帐，不将学费与其他杂费计算在内，仅赞助费一项，孩子上学的6年间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费的初中、高中就像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需要大笔的金钱去填充。

试想，身为中国人，当你和你的孩子在沉重的学费压力下苦苦挣扎时，你会幸福吗？

八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说明什么？除了说明中国的房改、医改和教改均已失败之外，还说明了一点：老百姓缺钱。

按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11759元，增长了3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5.8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长了26.4倍。论速度，显然不算慢，论增幅，也不算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如果你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持否定态度的肯定居多。

为什么？撇开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中外工资和物价的巨大落差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日子过得拮据，入不敷出、促襟见肘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人民网最近的一项调查，70.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温饱”状态，缺乏安全感、存在生存焦虑；认为自己处于丰衣足食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22.4%；认为自己处于“小康”或“富裕”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总计不足5%。

那么，为何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得既不算慢也不算小，可他们的日子还普遍过得那么拮据呢？

第一，这是因为物价跑得比收入快，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11月，中国的CPI（消费物价指数）累计增幅为5.7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数据显然被大大低估了。理由很简单，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51元，按5.7倍换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1978年的51元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今天的290元还不足北京市2008年每月390元的低保水平，只能喝西北风。可见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对于一个连房价年增1.5%这样的离奇数据都能做出来的统计局，给不出真实的CPI大概也不稀奇。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单个物品的价格对比。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先生曾经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至•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包括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等6大类，然后和同类物品今天的价格进行对比：

第一类是食品类。1978年时面粉价格0.185~0.22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2009年11月上海面粉价格为1.19元/斤~1.92元/斤，价格涨幅为5.4~10.38倍。

1978年猪肉价格0.85~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9.59、11.39元/斤，价格涨幅为9.59~13.4倍。

1978年带鱼价格0.305~0.38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带鱼价格8.08元/斤，涨幅21.3~26.5倍。

第二类是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0.55元每盒，茅台酒8元每瓶；当下价格分别为57元每盒，和828元每瓶，价格涨幅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类是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是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0.1元，目前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是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目前90~500元，涨幅11.25~62.5倍。

第六类是居住类。1978年水费0.12元每吨，目前3.7元每吨，涨幅30.8倍。

可见，多数物品的价格都增长了二三十倍，个别的甚至涨了上百倍。

依据这个对比，《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先生估算出1978年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今天北京3000元相当。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31年里缩水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速（注14）!须知，这还没有把早已涨得面目全非的房价、学费和医疗费用包括在内。难怪有人感叹：“80年代万元户还是富翁，到现在谁家里如果只有一万元，跟赤贫也没大区别了，财富就是这样被消灭的。”

第二，在物价一路快跑，人民币购买力持续下降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开支却在显著增加。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上学、看病和住房基本不要钱，现在不但样样要钱，而且价格涨得让老百姓心里发慌。就说看病吧，根据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两者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住一次医院的费用都不够。

在收入跑不过物价，生活开支又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买一套房、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子女、或是遭遇一场大病就足以让一个殷实的家庭变得窘迫，老百姓的日子怎能过得不拮据呢？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又怎么可能满意呢？

有网友以上海为例说，文革时上海人最低生活费8元，现在450元，文革时小青年的工资是39元，如果按照最低生活费和工资之比，现在的工资只有不低于2200元才能与文革时期持平，要是加上现在高物价低福利的因素，3000元工资的人的生活也未必比以前好。要是有一个孩子上高中读大学，还要买房，你的月工资只有不低于8000元才有可能，买房也要20年到30年才能偿还完贷款。那么，上海人的收入是个什么水平呢？据媒体报道，201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36230元，人均月收入约3019元。也就是说，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甚至8000元的并不多!

试想，身为中国人，许多人日子过得如此拮据甚至艰难，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九

除去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收入低之外，困扰当今中国百姓的还有养老保障的问题。

老有所养不仅是所有人的期望，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眼下，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整个国家养老保障的形势却阴云重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坦承：中国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同时由于老人容易生病，医药负担又很重。当前，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还是一个亟待完善的工作。

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2008年时，央视国际曾报道过，中央财政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民养老没有一分钱投入，1.1亿农村老人老无所依（注15）。2012年7月10日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仅为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

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保障，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生活艰难。2008年12月22日的《法制晚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湖南农村的付达信当年69岁，是个独身老人，平时主要靠村里发放的600元补助金过日子。可在当地，买一个鸡蛋就要8角钱，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付达信说。无奈之下，他决定通过抢劫犯罪把自己弄进监狱，因为监狱里虽然没有自由，但不愁吃不愁穿，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果然，实施抢劫被抓进看守所后，付达信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饱了，而且吃到了两年以来的第一顿肉。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很知足，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长一些。”

与农村相比，城镇的养老保障水平明显要高出一截，但由于养老服务滞后等因素，老人的晚年生活仍面临诸多难题。

就说养老机构吧，现在的“空穴”老人日趋增多，很多人都想去养老院安度晚年，但中国养老院的发展现状却难如人意。据调查，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养老院的最低费用每月都在1500元以上，还不包括护理费、简单的医药费及不再退还的用品费，好一点的高达5000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周刊》近期对北京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床位缺口大、费用远超退休金、及养老院并未真正实现为老人服务，仍以经济效益为重等诸多问题，使欲将余生托付给养老机构的老人们举步不前，望而生畏。生活不能自理、现住北京昌平养老院的72岁的童奶奶，在选择养老院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想入住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排队，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童奶奶无奈地说道，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

据媒体报道，首次“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目前全国城乡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即“失能老人”）约有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的有1080万，占在家庭居住老人的6.4%。而这3300万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由于没有依靠或家庭贫困，养老机构不愿接收，面临十分凄惨的晚年（注16）。

那么，再过二三十年，当现在的中年人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就比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好呢？也未必！

中国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我们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以北京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养老状况会是怎样的?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平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你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当然，我深深地表示怀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涨3%，但是假设能，好吧。那退休时你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你连这个零头都不够，怎么养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说在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十人中有一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四个，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这对我们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啊?我都替你们担心，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未来的日子有多难。”（注17）

试想，身为中国人，晚年生活充满隐忧，谁会觉得幸福呢？

十

令人堪忧的不仅是国人的实际生活境况，还有他们的心理状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经济持续增长，短缺经济一去不返，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也越来越严重，使得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简单地讲，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参照群体可以是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也可以是过去的“我”或“我们”。人们将自己与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相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叫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与过去的“我”或“我们”相比较时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叫纵向的相对剥夺感。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民众的相对贫困化。

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那样，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始终是在权力的主宰和操控下进行的，呈现出向权力和资本倾斜的明显态势，其结果，使得中国由一个原本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迅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便纷纷一夜暴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权贵们塞牙缝。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数据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别已达21倍和23倍，而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实际差距其实更高，已分别达到约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比作一场赛跑，那么冲在前面的健将无疑是权贵，而被远远甩在后面的则是百姓。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数民众在绝对收入水平比改革开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时，却普遍陷入了相对贫困化的窘境。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万万不会想到，当年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无情现实。而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化的必然结果。试想，有权有势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无权无势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对付出和回报严重倒挂的这种悲摧现实，民众会感到公平吗？能没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吗？当今中国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说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相对贫困化，那么纵向的相对剥夺感则要归结于工人农民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地位的明显落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共执行的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和政策，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了中国舞台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整治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自然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而被中共忽悠着充当政治炮灰的工人农民则获得了比他们高出一筹的社会地位，不仅在入党、提干、参军、上大学和找工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被捧为“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更是被渲染成了“领导阶级”。凡是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身为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而身为工人农民则要有面子得多，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可以说，毛时代的社会中间阶层就是工人农民。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执政方针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发展经济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地富反坏右不复存在了，知识分子变成了香馍馍，新生的资本家更是成了共产党的桌上宾，而工人农民虽然还顶着“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的桂冠，实际上却完全沦为了为权力和资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毛时代的生活虽说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会地位比现在要高。今昔对比，他们的相对剥夺不免油然而生。

试想，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困扰下，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十一

比相对剥夺感更普遍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有专家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这绝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生活压力持续加重，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增大，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服务极不健全，加之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官民冲突日趋尖锐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今的中国人，无论穷富官民，可以说普遍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以及无助无奈的感觉，担心房价上涨、担心职位不稳、担心成为剩男剩女、担心婚外情，担心老无所依……形形色色的焦虑症可谓层出不穷，焦虑已成了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据2006年1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而且，和5年前相比，47.8％的人感觉“更焦虑了”。

底层民众收入微薄，无权无势，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无望，生活压力比其他阶层都大，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

今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党91周年。网友“旭风东阳”在西祠网晒出的《普通打工者在南京生活的成本一览表》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和热议。帖子称，如果要满足衣食住行、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至少要花费1045元。如果你还有上网、吸烟、买化妆品的嗜好，那么意味着如果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连自己都养不活。这篇帖子还将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罗列：“月收入1000-1500元，你连衣服都穿不起，裸奔。月收入1500-2000元，城中村就是你的家，除非你爸叫李刚。月收入2000-2500元，你可以找个女朋友，结婚就算了！月收入2500-3000元，你就筹划20年后叫你儿子给你买房吧！月收入3000-3500元，你可以想着在这扎根，光想就行了。月收入3500-4000月收入，你可以在这扎根，发芽就算了（扎根=买房，发芽=生儿育女）。月收入4000-5000元，扎根发芽，等35岁以后吧。月收入5000元以上，你还可以畅想下你的未来。”不过，有几个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能达到5000的水平呢？帖子的最后，作者无奈地感叹道，“唉，生活真的太难了！”你想，他们能不焦虑吗？

论收入，大城市的白领比普通打工者要高出一大截，但他们依然焦虑。

焦虑来源于过大的生活压力。据2012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家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胡颖廉分析，人们之所以感到压力大，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缺乏稳定感，另一方面则与当前社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扩大，不少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有很大关系。

刊载于2012年2月28日《新京报》上的一篇消息《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月入7500元无安全感》足以为证。这篇新闻举了硕士毕业生小姚为例子。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目前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700元及个税227元后，实发工资约6500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租一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个10余平方米的单间，租金15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约1200元，但如果算上应酬(同学、同事近期结婚的特别多)，还要多花约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以及每个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500元。小姚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篇新闻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任中层管理人员的毛女士，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她说，“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

按说富人们住豪宅，坐豪车，穿名牌，日子过得风光无限，在一般人眼里，应该没什么可焦虑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在光鲜的外表背后，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抹不掉焦虑的阴影。如何搞定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关系，如何在守法与突破现有框架之间游走，如何平衡财富创造与社会舆论，如何明晰企业的产权，如何处理家族内部的财产和人际关系-----哪一桩不是麻烦事？哪一样不令他们烦心费神？

当官的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政治股票时代，他们随时上升，随时跌落，无法凭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无论位置高低，他们似乎都难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雾蒙蒙的大海里航行，每一个暗礁都有可能让他们船翻落水。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指出，焦虑情绪从轻到重会分为4个层次，先是身体紧张，常觉得无法放松，习惯于眉头紧锁；然后爱出汗、眩晕、呼吸急促、老想去大小便，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强烈造成的后果；之后就会对未来产生无名的担心，如担心工作和健康；最后发展到对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和别人的言行都充满了警觉。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焦虑是情感中的“破坏分子”，一旦染上这种病症，就会被不安的感觉追赶着，陷入了危机四伏的生活。

试想，身为中国人，被各种焦虑困扰着，大家会觉得幸福吗？

十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究竟如何？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不升反降？在完成了以上的盘点之后，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

就生活水平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GDP一路高歌猛进，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大多数中国人的钱袋子确实不同程度地鼓了起来，加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市场供应大为丰富，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比前好了不少，就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只是有限的提高，而且伴随着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和明显的相对剥夺感，远不像中共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试想，如果真是这样，今天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房奴、蚁族、屌丝、穷二代、农二代呢？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在感叹生活的艰难呢？不仅如此，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比以前还下降了，几千万的下岗工人便是最突出的典型。

就说居民收入吧，单就数字而言，与过去比，涨幅当然不算小，但与其它国家比，就不容乐观了——不是一般的不容乐观，而是很不容乐观。你想，论工作时间，全世界如今数中国人最长，而论工资，中国人却是倒数第一（注18），你说你能乐观得起来吗？这还不是让人最郁闷的，毕竟这是跟别的国家比，人家收入再怎么高，咱们眼不见心为净，当不知道就是了。最郁闷的是，本国同胞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都领先世界了，基尼系数早过了合理的上限。你想，都是中国人，贫富那么悬殊，广大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能不明显吗？更何况，物价跑得比收入快。汽油，菜价，房价，奶粉，中药，水电，白酒，烩面……凡是你需要的，几乎没有不涨价的。一个“涨”字，不断敲打着老百姓脆弱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对老百姓而言，收入提高二三十倍有多大实际意义呢？至少有限吧。

就生活质量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吃的是问题食品，喝的是不卫生的水，呼吸的是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健康和生命每天都在遭受着防不胜防的伤害，再加上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人们的自由和尊严一如既往地被随意践踏，下一代的教育更是让人忧心不已------生活质量在诸多方面不但没有与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反而还下降了，经济发展带给人的有限的物质满足感因此被大大抵消了。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难怪在经济高增长持续了30多年的今天，中国竟然出现了“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而且大多是有权有钱的人。至于移民的主要原因，据媒体报道，除了小孩的教育，就是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不言而喻，这是他们在用自己的脚给中国的生活质量亮分（注19）。

以吃为例，对于如今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上可以说是想吃什么就可以放开了吃什么，完全不必担心钱的问题，而这在毛时代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不过，虽说不愁吃不饱，也不愁吃不好，但大家却吃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放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色素、防腐剂、吊白块、甲醛、苏丹红、瘦肉精、漂白剂、增白剂、保鲜剂、催熟剂、甜蜜素、香精、双氧水、福尔吗林、工业盐、明矾、滑石粉、石蜡、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敌敌畏、剧毒农药1605和3911等等，充斥着我们的一日三餐——从自家的菜肴到酒店的美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就连中共副总理王岐山也承认：“现在已经不是说有没有吃、够不够吃、有没有花样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样才能吃得放心的问题。越白的面越不踏实，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注20）这样的生活水平你说到底是提高了还是没提高？就算是提高了，提高的幅度能称得上是翻天覆地吗？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30多年，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有限，与此同时，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却相当普遍和严重。更重要的还在于，生活质量在许多方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明显下降，正如网民调侃的：“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碾压的女童——救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了不起。”这便是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了这样，经济发展再快，民众的幸福指数能提高吗？

十三

针对上述结论，想必会有人说，恐怕也不是每个中国人的感觉都是你断言的这样吧！不错，当我们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时，并非意味着所有中国人皆是如此，而是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总体而言。如果分阶层看的话，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在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下降的同时，少数权贵的幸福指数却在不断上升，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最新一期发表了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带领的团队对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在1990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上流阶层的生活满意度在增长，越富有的人满意度越高，而穷人越来越不满，低收入、低教育阶层的满意度下降得最显著。（注21）来自中国官方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官的和经商的（注22）。

网上有篇帖子对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幸福指数做了更深入具体的估算，读了颇令人感慨：

1、城市完全失业人员，占总人口实际3%，幸福指数0.1%。这部分人生存都没保障，更别谈安全、自尊、归属、人生价值了。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2、城市不完全失业工人，包括矿工、民营企业工人，民营企业工人又包括民营生产企业工人、给小商贩打工的工人，他们占总人口的22%，幸福指数3%。这类人，除第一类外，收入最低、最无保障、社会地位也最低。

3、完全的农民，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5%。所谓完全的农民，就是完全靠种地的。安全感、归整感比第1、第2类略强。

4、有地，农闲时出去出卖体力打工的农民家庭，占总人口的50%，幸福指数15%。

5、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16%。

6、普通公务员，占总人口1%，幸福指数60%。

7、城市中小规模的老板，占总人口的2%，幸福指数65%。

8、中小官员，占总人口的1%，幸福指数70%。这类一般生存无忧，受尊重，由于有一定的掌握百姓命运的权力，所以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实现感。

9、演员，占总人口的0.6%，幸福指数90%。

10、大老板，占总人口的0.35%，幸福指数95%。

11、大官，占总人口的0.05%，幸福指数99%。

这些具体数字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跟来自各种权威渠道的数据，尤其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是基本吻合的。它表明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幸福指数相差十分悬殊，在整个国家或者说大多数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的同时，占人口一小部分的官员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却相当高。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共的改革开放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严重损害国人的健康权为代价的，是以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和社会不公以及罔顾民生民权为特色的，是无关民主自由的推进和人的尊严的提升的。总之，是以降低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和增进少数人的幸福感为结果的。

这样的改革开放难道是中国人民所期望的吗？

(待续)

——

注1：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本质上是一回事。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是对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包括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环境改善、社会公正、未来保障等。

注2：简单地说，生活水平主要是指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生活质量主要则是指生活的好坏程度。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生活质量与客观意义上的生活水平有关，但也有所区别。简单地说，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是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保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质量也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获得快乐、幸福、舒适、安全的主观感受，而后者是与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对社会与环境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注3：引自《我国食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注4、注6、注7：引自《自来水真相》，载2012年第18期《新世纪》。

注5：引自《七一中共当局给全国人民的耻辱献礼消息遭泄露》，载2012年6月25日阿波罗网。

注8：引自北明《中国冥路》，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9：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10、注11：引自《可怕的空气污染》，载施一公的博客。

注12：摘自西班牙《世界报》，转引自《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幸福？》，载天涯社区。

注13：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800亿，而香港仅800万人，政府向医院拨款竟达400多亿。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2％降到了6％。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长48倍，政府卫生预算只增长21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增长118倍。今天中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达到52%，远高于美国人所承担的15%，而英国、日本甚至印度都实行了几乎全民免费的社会医疗制度。

注14：引自《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载2009年12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15：引自《中央对农民养老零投入一亿人劳碌半生老无所依》，载2008年12月26日央视国际。

注16：引自《如何给“失能老人”一个幸福晚年》，载2012年7月26日新华网。

注17：引自郎咸平《中国人退休后可能面临悲惨生活应效仿欧美改革》，载百度文库。

注18：引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4页，第13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注19：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20：引自《王岐山谈食品安全：菜农不吃自己种的菜》，载2011年3月6日《山东商报》。

注21：转引自《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不等于幸福》，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16期。

注22：引自《公务员幸福感最高》，载2011年2月18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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